　　民国成立后,除陋习,易服饰是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1912年民国政府在制定《服制草案》时是想以完全西化为最终目标的,“今世界各国趋用西式,自以从同为宜”,但是在实际上并未采取全盘西化。[52]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于习惯上一时未易通行”,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国货。[53]在此后一段时间,在服饰问题上到底该采纳西式、还是该维持国货,一直是不断摇摆,未有定论。而在五四时期,随着抵制日货运动波及全国,“支持国货”成为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口号。由此,支持国货服装成为许多社会精英身体力行的行动,一些女性也开始参与其中,纷纷穿起国产女装,以宣扬爱国救亡。[54]而随后的“五卅运动”,更是将国货运动推向高潮,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开始投入国货运动中。

　　重新走上前台的旗袍正好赶上了这股服饰上的民族主义潮流,对于那些受教育现代女性来说,穿着带有民族色彩的旗袍,既能追赶时代潮流,又能有爱国之名,此何乐而不为。而商家和媒体也对此推波助澜:卖旗袍的商家们也积极地把旗袍赋予爱国色彩,开各种国货展览会,让穿着国货旗袍的女模特走到大众面前,以民族主义来增加旗袍的销量。[55]而媒体也纷纷报道外国人如何欣赏旗袍、海外的留学生如何以穿着旗袍表示自己的中国心[56],这更大大增加了旗袍的爱国自励色彩,自然使旗袍更受欢迎。

　　到国民政府成立后,这种服饰上的民族主义更有了官方在立法上的明确支持。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服制条例,规定公务人员必须穿着中山装、旗袍等国服。而1933年,陈肇英在提交中央政治会议的议案中以“吾国近来‘男女服装’多用洋布制作,导致‘利权外溢,风俗内偷,为立国之大病’”,而建议“重厘服制,以定人心,顾及本源,以崇国货”,国民政府于是向各级机关重申1929年的服制条例,要求公务人员及学生等不许穿着西服,只准穿服制条例中准许的种类。[57]与国民革命关系紧密的旗袍于是在官方对西服的打压下进一步扩大了市场。

　　(三)上海商业文化的推动

　　此外,北地旗人的服饰却在现代上海得以兴盛,这无疑与上海本地的商业文化有密切关系。

　　精明的沪上商人熟知市场动态与人们的消费需求,不断用各种方式促动顾客的购买热情。他们设计出各种新奇款式的旗袍,来迎合时尚女性的需要。并利用各种手段来进行宣传:开时装展示会,让女模特穿着旗袍来吸引新女性[58],在报刊画报上刊登各类广告,等等手段,不断翻新、层出不穷。各种大众媒体也纷纷以刊印穿着旗袍的女性为吸引读者眼球的手法:或是以妖艳奢侈的夸张旗袍照为刺激,或是以大家闺秀的娴静旗袍图为吸引[59],如此愈发将旗袍炒作成为一种潮流时尚。此外,电影也成为推动旗袍流行的重要基地,在三十年代,电影已成为大城市里较为普遍的娱乐方式,电影明星的各式穿着,往往会成为时装潮流。而当时像阮玲玉、胡蝶、周璇这些最有号召力的影星,都非常喜欢穿旗袍,那些印着她们画像的画报、广告牌、月份牌、香烟盒,将旗袍的华美形象送入千家万户,引得时尚女性们竞相模仿,以穿着旗袍为荣耀。

　　除了在时髦上做文章,上海的商家们也不停地改良材料、降低价格,推动旗袍的大众化。在《申报》上我们常能看到“国货合作商店星期天进行旗袍等的促销减价活动”、“永安新到旗袍料……花样新颖入时,每尺二元二角……此等衣料最宜于夏季制为女子旗袍”、“天宝华行将减价……更有杂色印度绸及夏季新颖旗袍料、种类繁多,不日即举行夏季大减价”这类的广告[60],在店铺街市上亦有各种打折促销,这促使一般女性也如痴如醉得投身于旗袍时尚之中。

　　此外,商家们也很会跟随时代潮流。比如五卅时期抵制洋货、提倡国货,一些商家就改进了旗袍,用国产布料,既降低了价格,又迎合了爱国诉求,因而备受欢迎。[61]而到1934年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提倡简朴、严倡国货,有些商人便打出广告“为提倡国货起见,特发售经济旗袍、采用国货”[62]。

　　正是借着上海这个商业中心,旗袍不断被时尚化、大众化,带动得全国咸以旗袍为新、为美。而也正是借助上海的国际影响力,旗袍得以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时尚之列,并被塑造成为东方神韵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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