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旗人妇女早先生活在关外,上马打猎取食、下马操劳家务,外出劳作比汉族妇女多得多,所以旗袍初时“既大且宽,足以御寒也便于上马驰纵”[28]。而入关后旗人妇女的活动自由比起汉族妇女仍大得多[29],旗袍正与旗人女子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所以比汉族女服更适合现代女性的外出与工作。在二十年代旗袍被推重的原因之一也是它活动便利、适合妇女工作。[30]而且旗人妇女不缠足,所以旗袍比汉装更适宜天足。[31]清代旗人女子一袭旗袍,下面配着花盆底鞋,走起路来袅袅婷婷;而汉族妇女的上衣下裳则更适合弓鞋。所以民国以后,旗袍也就更容易与现代女性的天足相搭配,尤其是等到海外的高跟鞋传入中国,与花盆底搭配多年的旗袍正好和高跟鞋一拍即合。再加上旗袍与男性长袍相似,穿上旗袍你远远看去有时分不清到底是男是女[32],这正适应了二十年代一部分人对女性解放的理解——以仿效男性来追求男女平等。[33]按张爱玲在《更衣记》中的说法,“五族共和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34]。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偏激,但也部分道出旗袍为进步女性所推崇的原因。

　　除了旗袍本身款式恰好在某些方面适应现代女性需要外,旗袍得以在民国流行,也是由于其从清代以来经过了不断地演变完善。张爱玲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35]其实这并不准确。旗袍在清代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吸收了很多汉族服饰元素。虽然清前期清廷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满族女性对汉族装束的仿效。旗袍在入关之前样式和结构较为简单,基本款式为圆领、大襟、窄袖、带纽扣、四面开衩、束腰带。但到清中期后,由于生活习惯的变化及汉族妇女服饰的影响,旗袍袖口由紧窄变为宽松[36],四面开衩变为两面开衩或不开衩,圆领口或带有较低的立领变为较高的立领,用色上由原来的色调自然淡雅变为讲求花色搭配、色彩光亮,装饰上由纹饰简洁变为纹样繁杂。[37]旗袍日益完善,变得越来越精美,能搭配各种衣饰。[38]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这正是旗袍在民国后能为汉族妇女接受的基础。[39]实际上,在晚清时,曾有一段时间,汉族妇女也开始流行穿旗装,只是由于辛亥革命的发生才被打断。[40]

　　而在民国之后,精明的商家们为了吸引顾客,竞相改良样式、变化风格,在剪裁中加入了很多西式元素。[41]旗袍在流行初期一般是与马甲相配穿着,传统味道还很足,之后经过不断得改良,旗袍变得越来越有现代气息,极能凸显女性身体的美感。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宽大平直,内着长裤;而民国旗袍则开省收腰,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着力凸显女性的身体美。[42]按照1928年《国货评论》上一位作者的说法,“初时的旗袍‘委实不很高明’,只是一股笨气,因为不开叉,因此下边异常阔大,袖子承袭大袖,腰身不小,只有棉的一种。后来单的、夹的和冬季的皮的就跟着出来了。由于以前搁置的短衣服很可惜,于是旗袍马甲流行开来,后来在上海女子的变化下,旗袍由呆板到轻俏,注重曲线美,后又把旗袍改短,袖子也缩小伸长,略近欧化。后来又实行两边开衩”[43]。旗袍由此成为美丽窈窕的代表。在民国时的小说里,作家描写男子想象他的梦中佳偶时,往往会写道,“她是如何的可爱!我虽不曾认识她的面孔便知道了。她是又标致,又温柔,又美丽……她必是穿着淡紫色的旗袍……”[44]

　　除了新潮美观外,经过商家不断更新材料、丰富样式,旗袍变得适用面越来越广。早期的旗袍主要是在秋冬天寒之时方穿,而后来经过改良,则变得夏天也能穿。在冬天,穿旗袍比穿袄子暖和[45],而且比穿袄子轻便,显得“雍容华贵、举止大方”[46]。而到夏天,一袭丝织的单旗袍,即使很热的天也能觉得凉爽,并且手臂、大腿这些该显露的地方都能露得恰到好处,尽显女性身姿[47],走起路来“轻盈飘拂,婀娜多姿”[48]。不仅冬夏皆宜,亦且老少咸可、适合各种身材。穿上旗袍,矮小的人看上去不觉矮小,个子高的能烘托出身材的颀长。而对于不长不短不胖不瘦的身材,则更如风摆荷叶,让“走路时很有一种无可形容的姿势”[49]。所以不管是上了年纪的妇女、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旗袍。[50]

　　总之,旗袍自身有许多固有优势,而且能适应现代潮流,不断吸收新审美元素,从而能引领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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