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旗袍是二十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民国时尚女性最主要的服饰种类之一。辛亥革命后,“满清”的旗装曾经一度因为排满之风盛行而遭社会排斥,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民族主义、女性解放及商业文化的推动下,旗袍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到1926年后,旗袍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流行开来,成为各阶层女性竞相追逐的服饰潮流,甚至在海外成为东方女性服饰的象征。从社会史视角出发,在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以及商业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复杂互动中解读旗袍的兴起、流行与形象演变,使我们可以从旗袍最终成为“民国范儿”代表这一历史现象中,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旗袍；满与汉；中与西；女性解放；商业文化

　　作者简介:杜佩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研究生。

　　旗袍由满族妇女所穿的袍服演变而来。在入关前,满族妇女一般穿着连体袍服,这与汉族女子的上衣下裳有很明显的区别。入关后,清廷规定八旗女子必须着旗式袍服,而准许汉族女子仍着汉装,一直到清末这种女服上的满汉界限仍未被打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一时排满之风甚盛,旗人妇女易旗装而改汉装的现象很多,旗袍受到普遍排斥。但在沉寂近十年后,旗袍却在争奇斗艳的女性时尚衣着中异军突起,压倒汉装与西服,成为女装中的翘楚,甚至在后人的怀旧里被定格为最经典的“民国风”。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服饰流行问题,更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社会文化现象,从中我们可以加深对民国时社会变迁、大众心态的理解。

　　学界对于旗袍已有不少研究,但多数是从服装史角度出发来考察旗袍的渊源与变迁[1],从中我们能对旗袍的款式与工艺有清晰地了解,但并不能帮我们回答旗袍何以流行,其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民众文化心态是什么关系。只有少数研究突破了服饰史的局限。吴昊在《中国妇女服饰与身体革命》中有若干章节讨论了旗袍,让我们看到旗袍的流行与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密切相关。[2]而Antonia Finnane的What Should Chinese Women Wear?:A National Problem则让我们明白旗袍不仅是传统中国服饰的延续,实际也是近代国家政治塑造而成的。[3]这两篇文章让我们对旗袍得以流行的政治、社会因素有了大致的了解,但限于作者的选题角度与材料之稀少,两篇文章于旗袍流行原因的解读仍有失简单。在其中,女性解放、民族主义与旗袍流行的关系更多只是宏观解释,而较少能进入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至于如满族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两位作者更都没提到。[4]所以对于旗装何以从民初的被排斥到20年代后成为时尚潮流、后来甚至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现有的研究并不能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仍有拓展的余地。本文即拟从民国时期的报刊材料出发,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更深入地解答。

　　一、从排斥到流行

　　民国之初,由于排满思潮的延续,许多旗人为了避免受到歧视,不得不抛弃了多年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最为显眼的满族衣裳,更要深藏起来,生怕显露自己的旗人身份。旗装或是压进箱底、或是典卖铺中,转而改穿汉族的“上衣下裳”[5]。虽然在京津和东北,仍有一些上层满族人家的妇女还穿着旗袍,但大街上已少见其踪影。[6]正如时人所描述的:“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裁做短衣裳。”[7]1921年《解放画报》上一位作者回忆二十年代之前的旗袍景况时也说道,“辛丑革命,排满很烈,满洲妇女因为性命关系,大都改穿汉服,此种废物,久已无人过问”[8]。

　　但是经过近十年的沉寂,旗袍却在上海重新走上大街。至迟在1920年初,上海就已有一些妇女开始公开穿旗袍[9],到1921年时更是“入冬穿旗袍者已有十之二三”[10]。旗袍从死灰堆里重新燃起火光,很可能是从上海娼妓界最早流行开来的。[11]据1921年《礼拜六》上一篇文章的说法,旗袍流行起初是靠妓女老林黛玉的提倡,人老珠黄的她为了吸引客人,便别出心裁地从箱底翻出来满族旗袍穿上,竟然成为一时时尚。[12]

　　到1923年时,旗袍已风行一时[13],按当年2月11日《申报》上一则报道的说法,那些高档皮料多被制成旗袍,甚至一些假充高档皮料做成的假货旗袍也能卖得出去,衣庄因此“无不利市三倍”[14]。就是上海附近的一些地区也开始有了旗袍的身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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