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跨区域社会体系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
这里所说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其形成实际上借助了民族国家形成前的区域传统惯性,具体分为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两个面向。族群之社会文化与自然、区域、地理有着更为稳固的关联性。自然资源的共享以及在共同地域与生态中形成的生产、生活逻辑都成为区域社会构成的基本前提。建筑于日常生活之上形成的共有的文化传统则是维持区域间频繁跨境交流的动力所在。此外,文化传统之下,区域内的个体又是依靠何种纽带——如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结合成为内在结构的群体则涉及区域社会结合的问题。而结合的具体方式及功能实际上可以和上述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和圈层结构联系起来。不单要讨论这个区域的文化传统以何种方式表达自身的特点,分析社会网络的结合形态,还要考虑到现代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区域概念的重塑,即从社会结合与国家整合的视野来分析跨区域社会体系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
陈序经先生在研究东南亚古史时提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之于东南亚各国,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无论在地理上、在种族上,以及在文化上好多方面,我们祖国与东南亚各国,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有其长久的历史的”。[29]从地理上看,我国华南的众多山脉延伸至大陆东南亚地区,既成为天然的地理分界线,又构成区域内往来的重要通道。这里生活着苗、瑶、侗、彝、景颇、傣、哈尼等少数民族及在别国具有其他称谓的跨境民族。他们经过长期的流动、迁徙、通婚与融合共同创造了内部具有一定差异性的山地文明。发达的水系和利于从事渔业、灌溉农业的水文条件是区域自然生态的另一特征。珠江流域的大小溪河将南岭走廊与南中国海联系起来。澜沧江、怒江、红河等发源于我国西南的河流大多流经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等国,成为区域内各族赖以生存的母亲河。南中国海则连接着中国南部、中南半岛、东南亚群岛等三大区域,历史上活跃于环南中国海的各族群利用海洋通道,以经商、移民、政治交往等形式往来穿梭于这片海域。这种山、河、海相连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我国华南与东南亚各族群赖以生存的共同空间。强调这个区域的自然特征,是为了更多地呈现山、河、海中的人,及他们所创造的不同文明间的关联性。河流文明是山地文明和海洋文明沟通的重要桥梁。海洋文明既将山地和河流文明带出去,其本身也作为纽带,成为华南乃至中华文明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方式与渠道。[30]
我国华南自古就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割舍不断的社会联系。苏秉琦曾在《岭南考古开题》中指出,“岭南与一般的南方不同,它连着南洋诸岛以及印度支那地区。而这个区域是陆地一半、海岛一半,连成一片形成的一个大区,代表着大半个中国,是真正的南方”。而从更大范围来看,“中国大陆与印度次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关系都同岭南有关”。[31]苏秉琦的研究,清晰地表明了华南地区在地理区位和文化基质上的海洋性特征,以及华南地区与东南亚古代文化的联系。先秦时期,中国华南与东南亚地区在考古学上已经表现出石器制作技术和制陶技术的相似性,还呈现出稻作农业、玉器制作和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传播、树皮布文化圈等古代文化交流的证据。朱杰勤在多年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基础上提出,中国与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关系的建立,并不是由中央王朝首先发动起来的,而一定是从人民互相间的接触开始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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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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