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域亚洲、文化中国与世界单位
1.区域亚洲。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提出“区域亚洲”的概念。“作为区域的亚洲”首先是根植陆上丝绸之路以及季风推动的海上贸易通道,自下而上形成的一个自然的非线性的历史概念。而后,区域又被不同主体通过政治的、物质的和知识的方式,创建成为一个社会性的区域,实现了“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过程。[11]萧凤霞(Helen Siu)也认为,“华南”作为一个有利视角可以用来说明“历史性全球”(historical global)的多层次进程。[12]对于“区域化”的过程,汪晖用“跨体系社会”来进一步阐释。在他看来,“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按照汪晖的说法,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区域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种视角:一是“针对国家及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叙述”;二是“针对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而产生的跨国性区域主义叙述”。[13]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和东南亚山地社会,并不只是一个“空间”上的“地域”概念,它实际上是由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跨界华人社会以及其他不同社会构成的跨区域社会体系,是一个由不同地域文明与区域社会构成的有机整体。
从当代全球人类学的研究视域而言,华南研究提供了“从中心看周边”和“从周边来看中心”的双重视角,对重新审视华南汉人社会结构、华南各族群互动及东南亚华人社会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4]灵活地转换“中心”和“周边”的概念,不仅是要跳出民族国家的限制,从区域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华南”,而且更为提倡突破传统的大陆视角,转而从“海域意识”出发来思考华南到东南亚这片区域的整体性与多样性。
如果我们将焦点重新集中在“海上丝绸之路”来思考区域间的流动性与联系,那么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在沿线国家的传播也是区域社会网络形成的重要载体。另外,这个地区复杂的社会联系与人文交流现象,并不能只从单一族群跨国网络的角度来解释。各地方实际上是被自然、文化、宗教、族群和市场等因素链接成的一个整体区域。例如,以丝绸、瓷器、香料、橡胶、电子产品和小商品为代表的商品双向流动也是本框架内的重要内容。从横向的互动关系来看,区域内的社会网络既包括显而易见的市场网络,以及海陆通道构成的交往体系,还包括宗族谱系、族群认同、信仰网络和风俗习惯等不同类型的“无形网络”,并且这些网络并不是相对孤立的,而是经由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复杂交织而得以相互链接和穿越。同时,这个网络组成的体系从纵向看,又可按照个体、群体、社会、国家与跨国区域进行类别区分。
白寿彝专门研究了宋代中国与南洋的香料贸易与伊斯兰教徒的发展。香料是东南亚各国经海上丝绸之路输入我国的重要商品。而香料贸易在当时整个南海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白寿彝的研究,香料贸易与“伊斯兰教之通行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在唐天宝年间,伊斯兰教徒已在中国与南海的香料贸易中占有相当地位。到宋代,这些穆斯林番客的活动地区更加广阔,数量有所增加。[15]这些穆斯林因香料贸易久居不归,后与东南沿海妇女通婚,形成“土生番客”群体。逐渐壮大的穆斯林家族成为对宋元时期东南沿海政局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族群。将视野置于整个南海区域,会发现各种来往穿梭于其间,在不同港口贸易、居住的穆斯林群体实际也创造了一个跨地域的文化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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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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