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通道与圈域
滨下武志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及东亚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倡导以“亚洲经济圈”的视角来研究发生在环中国海这片海域内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圈”。他认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以及朝贡贸易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地区的内在纽带。[5]孔飞力(Philip A.Kuhn)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Corridor-Niche Model)模式,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与互动。他认为,亲缘、乡缘等关系网络构成了华人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的潜在通道。在通道两端,移民文化又与地方本土文化相结合,改变了当地的文化生态,形成了特殊的“生态圈”。[6]“通道—小生境”模式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形成逻辑,还提供了以跨区域的视野来研究华南与东南亚社会关联性的范本。
不同于孔飞力的历史视角,陈志明突破了大多人类学研究以地区、国家作为研究之地理单位的限制,强调在“民族学文化圈”内展开世界华人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各地的华人虽受地方化和文化变迁的影响而具有多样性,但他们仍然共享着华人“文化”的某些相似特征。“华人民族学文化圈”这个概念适用于考察中国与不同地区海外华人的涵化与文化认同的多样表达。[7]环南中国海华人社会及以血缘、地缘及信仰为基础形成的多重网络关系是“华人民族学文化圈”的关键组成部分。区域内华人社群的信仰、饮食文化、认同心理、跨国社会组织、本土化过程等构成这个跨区域圈层结构中华人文化特性的主要表达方式。陈志明的研究实际上是倡导从跨区域的视野来看待某一类族群的文化在时空中扩散、流动与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更大范畴的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又凭借群体内的认同意识编织出一张巨大的跨社区、跨国家甚至跨地区的社会之网。
笔者曾经用“跨国文化圈”这个概念讨论过包括华人在内的跨地域族群的问题。“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华人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是同根的跨国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华人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当成是中国本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相反,这是中国本土文化由华人带入各地方社会后,经过“文化调适”逐渐趋向当地化的结果。东南亚华人社会并非祖籍地社会的“移植”,而是一个在当地社会脉络下再建构的历史过程。[8]全球化过程中华人文化的生产与地方化,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祖籍地、东南亚社会与华人跨国文化圈的文化认同。
环中国海海域并未成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阻碍,反而依靠沿海的港口或开港口岸将东亚至东南亚的陆地地区连结成有机的网络。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区域港口间的往来,无疑是推进“亚洲经济圈”形成的重要基础。多个世纪以来,以区域港口为中心的经济往来,及港口城市中海洋移民文化的层层融合与沉淀,构建了一个以海洋而非陆地为基础的跨区域共同体。这实际上构成了历史人类学与亚洲史学中的“翻转亚洲”(Asia inside out)的概念。[9]在这个跨区域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商品、信息、资本、商人等成为“地域经济圈”的塑造主体。不同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在这片海域交会,在不同类型网络的作用下整合出全新的地域关系。[10]滨下武志的研究实际上是从“海域”意识出发来重新思考亚洲的空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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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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