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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内的信仰网络的形成过程来看,宗教的传播必然与人口流动、商品贸易联系在一起。环南中国海地区穆斯林的分布状态就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有密切的关系。海南岛位居南中国海要冲,是中国联系东南亚社会的交通枢纽。三亚穆斯林先民的主体即是从越南占城迁移而来。在20世纪上半叶,又有一部分人从海南迁至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的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南穆斯林与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和人口交流。[48]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开放,尤其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促进下,我国东南沿海涌入大量的跨国穆斯林群体。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以信仰为纽带,在广州、义乌等地建构了跨文化与族群的“流动精神社区”。[49]近代以来,随着东南亚华人华侨社区的出现,中国传统宗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影响也扩大到环南中国海的各个地区。通过一些重要的宗教传播枢纽,祖籍地与东南亚各地区得以连接起来。以印尼东部地区为例,万鸦老市成为苏拉威西岛、马鲁古群岛及巴布亚地区华人信仰的中心地区。东部其他地区的宗教知识、神像、经书全都来源于万鸦老市的华人宗教组织。他们又通过不同形式的宗教活动与福建莆田等地保持着频繁的社会互动。
透过对商品贸易网络、族群跨国网络以及信仰网络的展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体系不是各类社会网络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快速流动、不断整合重组的过程。区域社会网络的研究,就是考察在时间的催化作用下,社会整合性因素如何伴随不同地理空间上人的结构性活动而形成网络。借由这些网络机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相互信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达成了诸多共识,形成了一个相对趋同的价值体系。笔者之所以用“继中有序”这个概念来总结这个体系的特点,主要是想强调网络对区域人文发展及人文秩序建构的重要性。而讨论环南中国海区域的社会网络形塑机制和已有的文化、人文价值基础便是推动区域共同发展最主要的社会动力。日本学者鹤见和子认为,在一些具有文化传统的区域社会中,“内发型发展”模式和欧美的现代化模式相比更能带来地方社会的发展。1989年,鹤见和子在执教20年的上智大学进行了最后一次讲演,题为《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她认为,内发型发展具有如下特点:内发型的发展是适应于不同地域的生态体系,植根于文化遗产,按照历史的条件,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进行自律性的创造。同时,她进一步分层论述,认为内发的发展、文化遗产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传统不断再造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传统主要指在某些地域或集团中,经过代代相传的被继承的结构或类型。其中特别要强调的是“为特定的集团的传统中体现出来的集团的智慧的累积”。传统有不同的层面:第一,意识结构的类型,主要表现为代代被继承下来的思考方式、信仰体系、价值观等;第二,代代被继承下来的社会关系的类型,如家族、村落、都市、城乡之间的关系的结构等类型;第三,提供像衣食住等所有必需物品的技术类型。[50]可见,这是一种由内而外而非由外而内的发展。“内发型”发展理论对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的发展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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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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