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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组概念(词语)。“气”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在《文心雕龙·物色》的这两段话里，“气”字一共出现了四次，“英华秀其清气”的“气”当是指气味，“写气图貌”的“气”当是指气氛，“天高气清”的“气”当是指天气，这三个“气”字似乎不难理解，那么，“阳气萌而玄驹步”的“气”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联系同一语境中的相关词语来理解。先看“阴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玄驹”就是蚂蚁，“丹鸟”就是螳螂，而“阴律”二字，就是指“阴气”。詹瑛《文心雕龙义证》：“阴律，阴气，古代用音律辨别气候，所以也可以用‘阴律’代替‘阴气’。”[13]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春天)阳气萌发而蚂蚁行走，(秋天)阴气凝聚而螳螂潜伏”。[14]刘勰这两句话，从意思和句式两方面来看，均源于汉代崔骃《四巡颂》：“臣闻阳气发而鸧鹒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15]阳气萌发而鸧鹒(黄莺)鸣叫，秋风凌厉而蟋蟀呻吟，这是讲春秋两季的两种物候。这两种物候的出现，正是由于气候的变化，所谓“气之动也”。清代宋荦《〈明遗民诗〉序》云：“譬诸霜雁叫天，秋虫吟野，亦气候所使然。”[16]可以看作是对崔骃这几句话的一个最切当的解释。刘勰这两句是由崔骃而来，崔骃是在讲气候问题，刘勰也是。再联系“四时”这个词来看。刘勰讲：“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当“气”字与“四时”处于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便是指气候。所谓“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意即小小的虫子(蚂蚁和螳螂)尚且受到气候的感召，可见四时气候对于生物的影响原是很深刻的。总之，当“阳气”与“阴律”(阴气)并举，又与“四时”这个表示时令的词出现在同一语境的时候，这个“气”字，就只能是指“气候”了。既然“阳气”与“阴律”这两个词是指气候，那么“春秋代序，阴阳惨舒”中的“阴”与“阳”这两个词，也是指气候，因为它们和“阳气”、“阴律”一样，也是与“春秋”这个表示时令的词组出现在同一语境里。
再看第二组概念(词语)。“物”这个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物，万物也。”本义是指客观存在之“物”。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一书，用物字凡四十八处(物字与他字连缀成词者，如：文物、神物、庶物、怪物、细物、齐物、物类、物色等除外)，……这些物字，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同一涵义。……即《原道篇》所谓郁然有彩的‘无识之物’，作为代表外境或自然景物的称谓。”[17]由此可见，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讲的这个“物”，是指“自然景物”。需要指出的是，“自然景物”不可笼统言之。按照物候学的观点，自然景物有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也有不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者。前者为物候，后者为一般的自然景物。例如《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讲的“物”，就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而是指物候。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搞清楚“物色”的含义。“物色”这个词，最早出于《淮南子》、《礼记》等书。《淮南子·时则训》云：“仲秋之月，……察物色，课比类。”《礼记·月令》云：“仲秋之月，……察物色，必比类。”可见“物色”这个词是和季节联系在一起使用的。又梁萧统《文选》“赋”的“物色类”中，收有《风赋》、《秋兴赋》、《雪赋》、《月赋》四篇，唐李善注云：“四时所观之物色之赋。”“物色”的定语为“四时所观”，可见“物色”是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色，即物候，不是一般的自然景物。大凡随四时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景物，即属于物候学所讲的“物候”。刘勰这两段话是在讲“物色”，其实就是在讲物候。例如：“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讲物候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讲物候对人的影响;“岁有其物”，是讲物候的周期性(以一年为周期);“物有其容”，是讲不同的物候具有不同的季相(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形态)，而“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则是讲特定气候环境下的物候现象，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至如“‘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等等，也都是在讲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物候现象，而不是讲一般性的自然景物。
再看第三组概念(词语)，即“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这一组概念或词语，是指文学家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中的“七情”，[18]亦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不难理解。问题是，文学家的主观感受是有具体指向的，所喜者何?所怒者何?所哀者何?所惧者何?等等，是不可以笼统言之的。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的情感也是有季节性的。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所谓“叹逝”，就是感叹时光的流逝。时光周而复始，今年花开叶落，明年还会花开叶落，但人的生命却不能周而复始，今年见到花开叶落，明年不一定还能见到花开叶落。此即所谓“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19]所以“叹逝”具体来讲就是感叹人的生命在一天一天地流逝。这就是人的生命意识。人的生命意识是人的一种人文积淀，其中既有人类集体的记忆，也有个体的体验和思考，它是长期形成的，久存于心的，并不是此刻才孕育的。通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每时每处都想到生命问题，人的生命意识沉潜在人的意识深处，它需要某种感召，某种触发，才能被激活起来。所谓“喜柔条于芳春”，是说看见早春刚刚抽芽的柳条这一物候，感到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新的一年预示着新的希望，预示着生命的新的起色，所以为之欣喜。所谓“悲落叶于劲秋”，是说看见深秋纷纷而下的落叶，感到一年的时光又将过去，自己的生命又老了一岁，离死亡的大限又近了一步，所以为之悲伤。这就是“瞻万物而思纷”。所谓“万物”，在这里就是指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谓“思纷”，就是指由不同季节、不同时令的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说，人的“七情”是有具体指向和具体内涵的，是有季节性的，不可笼统言之。同样，刘勰所谓“献岁发春”、“滔滔孟夏”、“天高气清”和“霰雪无垠”是说四时物候，而“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和“矜肃之虑”，则是与四时物候相对应的关于生命的体验和思考。物候乃四时之物候，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文学家因物候的变化而触发的生命意识也具有季节性和时令性。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和“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几句话，实际上涉及到以下三组关系：一是“气候”(阴阳)与“物候”(物色)的关系，二是“物候”(物色)与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的关系，三是人的生命意识(心或情)与文学(辞)的关系。由此可见，刘勰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要比斯达尔夫人全面得多，也具体得多，只是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未曾察觉而已。历来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只注意到第二、第三组关系，而忽略了第一组关系。例如，刘绶松《文心雕龙初探》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两句很扼要地阐释了自然环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只有真正地对自然环境有了深刻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迫使人们不得不用艺术语言(辞)将它表现出来，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感人的力量。”[20]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讲：“‘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两句，扼要地说明了人们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辞则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21]他们都强调文学(辞)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而感情又是随着自然景物(物色)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他们都不曾意识到，自然景物(物色)又是因为什么而变化的呢?其实这个问题刘勰已经触及到了，这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就是“阳气萌”和“阴律凝”，也就是气候的变化。气候的变化(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引起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物候的变化(物色之动)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心亦摇焉，情以物迁)，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心亦摇焉，情以物迁)导致文学作品的产生(辞以情发)。这就是气候影响文学的机制。刘勰的表述本来是完整的，后人的阐释反而不够完整。
当然，也不能责怪后人思虑不周，或者“失察”，因为刘勰本人的主观意图并不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而在强调“以少总多”的创作原则，反对“文贵形似”的错误倾向，倡导“物色尽而情有余”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主张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所以笔者认为，刘勰只是触及到了气候与文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更没有对这种关系进行专门的研究。
刘勰之后，梁代另一位著名批评家钟嵘在他的《诗品序》里，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2]这里的“气”，也是指“气候”。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书在讲到钟嵘这四句话时，就是这样解释的：“气，气候。这四句说：气候使景物发生变化，景物又感动着人，所以被激动的感情，便表现在舞咏之中。这是讲诗歌产生的原因。”[23]把“气之动物”的“气”解释为“气候”，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条解释也有两个不足之处。一是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笼统地解释为“景物”，二是把他这里所讲的“性情”笼统地解释为情感。实际上，钟嵘这里所讲的“物”，并非一般性的景物，而是指“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等四时物候;钟嵘这里所讲的“性情”，也不是一般的情感，而是指由物候所触发的关于生命的种种体验和思考，包括“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以及逐臣去国的悲哀，弃妇离宫的伤痛，将士久戍不归的惆怅，思妇独守空房的幽怨等等，而这种种的体验和思考，其实就是文学家的生命意识。
笔者认为，钟嵘《诗品序》中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那两段话的一个概括，它们的价值，就是揭示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从而帮助我们解答了一个世界性的学术命题，这就是：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气之动物)，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物之感人)，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摇荡性情)，才有文学作品的产生(形诸舞咏)。当然，钟嵘的表述和刘勰的表述一样，也是不经意的。钟嵘的本意并不在考察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更不在探讨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而是在探讨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创作之得失。由于他自己并没有探讨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的意图，所以后人在解释这几句话时，也就顺着他的本意进行，而没有把这几句话当作气候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来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气候影响文学这一问题的发现，实际上要比西方学者早得多;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也比西方学者要全面得多，具体得多。只是他们的这种发现和解释都是不经意的。今天我们结合气候学与物候学的有关知识来总结他们的这些认识，对于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世界性学术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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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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