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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气候与物候
文学家为什么对物候现象有着更敏锐、更细腻、更强烈的体验?这与物候的特点有关，也与气候的特点有关。
所谓气候，按照《现代地理科学词典》的解释，是指“某较长时期内气象要素和天气过程的平均特征和综合统计情况”。[7]气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而所谓物候，按照《现代地理学科学词典》的解释，“是生物受气候诸要素及其他生长因素综合影响的反应”，[8]用著名物候学家竺可桢的话来讲：“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的过程”。[9]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时序性和地域性。通过物候，可以了解气候的变化、时序的更替和各地季节的迟早，所以物候学也被称为生物气候学。
物候被称作是“大自然的语言”。在大自然中，那些受天气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出现的以一年为周期的自然现象，都属于物候现象。物候现象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植物(包括农作物)物候，如植物的发芽、展叶、开花、结果、叶变色、落叶，农作物的播种、出苗、开花、吐穗等现象;二是动物物候，如候鸟、昆虫及其他两栖类动物的迁徙、始鸣、终鸣、冬眠等现象;三是气象水文现象，如初霜、终霜、初雪、终雪、结冰、解冻等等。物候这门知识，原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为了掌握农时，早在周、秦时代，人们就开始了对物候的观测，根据物候来安排农事。中国关于物候的记载，在世界上是最早的，《诗经》、《左传》、《管子》、《夏小正》、《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等书，都有不少关于物候的记载。如《礼记·月令》讲：“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玄鸟至。至之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10]这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黄河流域初春时的物候现象的一个概述。物候学最早是在中国产生的，中国是物候学的故乡。
(三)物候的时序性与文学家的时序感觉
在中国，最早关于物候的记载，是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诗经》。《诗经·豳风·七月》云：“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讲的就是西周时期豳地(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的物候现象。而《秦风·蒹葭》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邶风·北风》之“北风其凉，雨雪其雱”，《王风·黍离》之“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等等，讲的则是西周时期的秦(今陕西中部、甘肃东部一带)、邶(今河南汤阴一带)和东周时期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一带)的物候现象。这说明物候现象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到文学创作;也说明文学家对于物候现象的感受、观察和描写，实际上要早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农民根据相关物候的出现来判断季节的迟早，从而适时地安排农事。文学家则由相关物候的出现，感知时序的更替，从而引发种种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也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诗经·唐风·蟋蟀》云：“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蟋蟀在堂”，这是西周时唐地(今山西曲沃一带)秋天的物候。蟋蟀进屋了，一年的时光就所剩无几了，诗人由此想到有限的生命正在一天一天地流失，于是主张及时行乐。但是又认为行乐也不能过分，还得顾及自己的责任：“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所谓“忧深而思远也”。[11]这就是文学家由“蟋蟀在堂”这一物候所引发的关于生命的情绪体验和理性思考。所以笔者认为，物候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之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就像物候与农事之间有必然联系一样。中国文学有着3000年的历史，其中有2900年是古代文学的历史。古代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精神产品，它的题材、情感、思想、表现方法和形成机制等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的种种印记。由物候联想到时间，再由时间联想到生命的流程、状态、价值和意义，这是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形成机制。
物候所体现的是大自然的节律。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人的生命同样体现了大自然的节律。是什么东西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呢?笔者认为，是时间。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有机地联结起来了。因此，在文学作品中，物候的出现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的流露，可以说是一种因果关系。当文学家写到物候的时候，多是为了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者思考;当文学家表达某种对于生命的体验或思考的时候，往往离不开某些特定的物候现象的触发。
综上所述，正是气候的变化引起了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了文学作品的产生。气候并不能对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的影响，它必须以文学家的时序感觉(生命意识)为中介。因此物侯与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就成为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
二、用中国古代文论智慧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
解答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除了借助气候学与物候学的知识，还可以借助中国古代文论的智慧。笔者发现，早在南朝梁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刘勰(约466-约537)和钟嵘(约467-约519)就曾经不自觉地涉及到这一问题。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圭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12]
笔者认为，刘勰的这两段话其实就是在讲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在讲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问题。要真正理解这两段话的意思，必须注意厘清以下三组概念(词语)的内涵：一是“气”、“阳气”、“阴律”;二是“物”、“物色”;三是“心”、“情”、“悦豫之情”、“郁陶之心”、“阴沈之志”、“矜肃之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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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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