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春风》，格非著，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48.00元
“这个世纪初，我听说故乡的家要拆迁，当时没觉得这个事情有多大。等到2004年我和弟弟去看，发现故乡整个都变得陌生，有些伤感，那时埋下一个种子——以后有机会要写写这个。不写不行，没法对故乡交待。”《望春风》在京首发时，格非这样说。《望春风》讲述了发生在1958年到2007年间一个江南乡村的故事，实际上具有微缩中国乡村当代史的意义，出版后备受读者关注。岁末回顾这个长篇小说大年出版的大量作品，不得不说《望春风》是2016年文坛的一个重大收获。近日，《望春风》还获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这期的“书评周刊”，我们就一起聚焦这部作品。
从阅读效率上讲，如果想较为方便地了解《望春风》的主旨，我建议不妨可以将这部作品倒过来读，也就是先看作品的第四章《春琴》，这一章稍作增删完全可以独立成篇。在这一章的开始，叙事人来到了拆迁后的故乡儒里赵村，面对着拆迁后既未开发又未复耕的荒废之地，叙事人兼人物的“我”(赵伯渝)感慨万千!岂止感慨，那已经是巨大的绝望。荒草野藤，残垣断壁，夕阳栖鸦，寂寞池塘，整个的是一段白话版的“黍离”之悲。残缺的家庭，漂泊的身世，在任何苦难的节点都未曾彻底绝望，但面对故乡的“消失”，“我”坠入了釜底抽薪一样的家园失落的恐惧和悲伤之中。
这也许就是可以言说的简化了的作品的主要题旨之一，乡村的溃败和消失。在当下的文学书写中，这确乎不是一个新的主题，但是，在社会重大转型期，一些主题是值得并且需要反复书写和思考的。毕竟，乡村的消失太重大，但又太过复杂。它是如何消失的?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消失的后果是什么?又是怎样的社会形态去填补它留下的空白?那些新的社会形态是否能担负起中国乡村作为价值生产主体与人伦制定者的责任?诸如此类的思考几乎是没有穷尽的。因此，面对这一重大主题的文学书写，阅读与批评显然不能停留在一句话的判断与现成的话语概念上，而应该小心和耐心地进入到众多文本的细部与深处，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同行。于是，人们会发现，每个作家切入的角度并不一样。正是这些不一样的角度为我们残酷地展示了这一主题展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对应着现实世界的土崩瓦解中的无数瓦砾和微尘。
中国乡村的“大”“小”传统
现在可以将作品翻回前面去，从第一章“父亲”开始读起了。这一章的第一节是“走差”，还是少年的“我”跟着父亲一起给人家“算命”。以这样的情节开头是颇有意味的，因为算命是中国乡村乃至古老中国江湖里特殊的行当。它既是人们规划人生的方法，也是人们试图掌握天意命运的渠道，它现实而古老，世俗而哲学，一直是显性制度规约社会与个体的补充。与此相应，算命先生成为了社会的重要而有意味的角色，他们浪迹江湖，虽在社会的底层却又享有与底层反差的尊荣，凭借这样的身份与技能，算命先生一直是乡村中知道故事并且是制造故事最多的人，随着小说的展开，有“大仙”之称的父亲确实慢慢展开了他堪称传奇的人生。或者说，这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传奇，而是连接或重叠了中国乡村的“大”“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指的是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各级政权集中地形成的社会结构及不同时期社会的统治思想和重大的社会事件，而“小传统”则是乡村，乡村中以血缘、宗教以及各种世俗力量形成的乡村生态，这两种传统既矛盾又相和，既对立又互为补充，特别是后者，一直以草根乡野、以大地的方式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与统一，并且在社会破败之时负担着重建与修复的功能，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这种传统的自生产及容错力相当惊人，如同一泓池塘，不管外力引发多大的波澜，它都会归于平静，不管扔进去多少外物，它都能吸纳并将之隐于水底，不管水底多么的藏污纳垢，它都有着清澈的水面，生菱吐莲，鸢飞鱼跃。儒里赵村就是这样的村落。这里大小家族力量争斗不休，本姓与外姓时常面红耳赤，贤达人士与地痞流氓相向而行，而村头的小庵在上演着世俗情事的同时承担着村民的信仰……在小说的叙述中，这是一个热闹的村庄，每天都有故事的村庄，悲喜剧不断的村庄，但再大的事也会去过，长者的威信，鬼神的威慑，经过忍让、妥协、利益的再分配，最终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日常生活总会随着炊烟的升起继续下去。这样的乡村不但显示出自我治理的能力，而且有着母性的胸怀，不管是妓女王曼卿，还是早年行走疆场颇为传奇却有着龙阳之好的唐文宽，当然，包括加入了特务组织的算命先生，都可以在村子里安然无恙。只要乡村在，大传统若要进入，都要借助或者替换成乡村的力量。赵德正以及高家兄弟，他们之间固然有权力之争，但这种内部的竞争总会有再平衡，并且在这过程中消耗掉过剩的带有破坏性的能量，所以奇妙的是，当他们其中的一方受到外力的伤害时，定会本能地一致对外，“白虎堂”事件无疑是中国乡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型再版。这就是小传统的力量，是乡村的自卫基因。因此，理性地思考一下，儒里赵村并非桃花源，格非也并非想俗套地复制一篇乡土中国温情脉脉的抒情诗，而是在努力复原一个江南村落生存的景观与衰败的真相，但在第一章，他还是借助年幼的“我”表达了对乡村的依恋。因不谙世事，那时的乡村感受到底是温馨的：“我跟着父亲走到风渠边，闻到带着微微甜腥的河水的气味，嗅到村里烟囱中飘来的草木灰香气，听到村子里那熟悉而温暖的舂米声，看见邻居老福奶奶手里擎着一盏油灯，在院子里‘喔嘘喔嘘’地叫唤着，正在把母鸡赶入鸡窝，你一定能体会到我心里的宁静、踏实和甜蜜吧。”
“故乡每天都在死去”
格非在作品中说：“故乡的死亡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故乡每天都在死去。”也许，这就是《望春风》的叙事方向?至少，在第二章“德正”中，儒里赵村已开始村将不村。几次三番的政治大动荡终于耗尽了乡村的元气，它无法承载外力的反复击打，再不能像千百年来重复了无数次地被置于死地而后生，它无法保护自己的儿女，更重要的是，当村民失去了小传统的规约、教化与熏陶，村庄终于失去了自我力量的再生。小说中的赵礼平刻画得并不太成功，这个裹挟了资本的、稍带漫画与符号化的人物不仅代表了新的社会力量与社会体制，竟然成了乡村的叛徒和掘墓人。当然，每天的死亡是一个渐渐的过程，但赵礼平等商业力量的开发和拆迁无疑是压垮儒里赵村的最后一根稻草。作品在此叙述了乡村空间和地理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乡村的地理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与人文的。村落倚山而建，逐水而居，道路交通与进出向背关乎家族的延续和兴旺，空间的集中稳定使人伦关系自然形成，并于其间不断构筑具有生产、生活与文化功能的公共与私人居所景观。所以，《望春风》中的儒里赵村并非一个称谓，它是具体实在的，它是风渠，是燕塘，是赵家宗祠，是便通庵，也是赵锡光的书房，赵孟舒的碧绮台，甚至是妓女王曼卿的花园。随着这些空间与处所的消失，儒里赵村的子民们便只能各奔东西，散若受惊的走兽飞禽。现在，取代儒里赵村这类传统村落的是新城镇，是农民别墅，但它们都不足以维持传统乡村人际功能。
当儒里赵村的子民们被逐出家园时，作品再以集中式的、以村庄为故事空间的整体性叙事便再无可能，若要继续，则只能以人物为单元的“原子化”的叙事了，这便是《望春风》第三章“余闻”。所谓“余”既是余下，剩余，也是多余。相对于前面的叙事主体，这是拾遗、追述与补记，当然，这只是一种叙述策略，它依然隶属于作品的主题，并且，从形式的层面使之得到新的呈现，即当人们思考乡村溃败或消失时，是否想到过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命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是如何主动、被动、欣喜、无奈、绝望地参与到这一进程中的?他们现在的命运如何?是否拥有前程?“余闻”分节叙事了十个原来儒里赵村村民或与他们有关系的人物，由于相同的背景，这里的叙述必定是交叉的，互文的，不管他们各自的生命轨道在“后儒里赵村”时代多么不同，但似乎都不外疾病、死亡、漂泊和孤独，生无所系，心无所依。这是人物的后传，也是对儒里赵村村民的追思、缅怀和抚慰。
为挣扎中的中国乡村准备的一篇祭文
这样，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最后一章“春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小说的第一章就写到了春琴，父亲那次外出就是给春琴家算命的。为了摆脱死亡的阴影，在父亲的建议和安排下，春琴嫁给儒里赵村的当家人赵德正。当故事临近结束时，“我”回到了已是废墟的故乡，而春琴也沦落到有家不能回的境地。于是，在乡亲赵同彬的帮助下，两个漂泊的生命将便通庵作了暂时的栖息地，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望春风》到此都完成了一个圆型的叙事，从“我”认识春琴始，到与春琴重逢，父亲死于便通庵，现在成了“我”的归宿地，都莫不环圆相接。当然，更重要的圆型叙述大概是死去的故乡会不会因为“我”与春琴的归来劳作而复生了，而且，毕竟不止于他们，新珍、梅芳、银娣等也可能重回儒里赵村，难怪春琴要如此憧憬：也许有一天，“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然而，这一切已不可能，如同现实世界中不少人热衷于隐居山林却无法改变乡村的消亡一样。因为那维系乡村的文化根脉早已断裂枯萎，对此，“我”是清醒的，“被突然切断的，其实并不是返乡之路，而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好像在你身体很深很深的某个地方，有一团一直亮着的暗光悄然熄灭了”。
格非说，《望春风》的写作，是对乡村作一次告别，在我看来，它应该是为挣扎中的中国乡村准备的一篇祭文。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第9版
【本文责编：敏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