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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互动的关系变化很大。居住地点的不稳定、居所的封闭性，使得邻里之间缺乏来往，居住关系的地方感变得淡漠。就业的艰难和工作压力的加大，亲属、老友之间见面的减少，购物和娱乐方式的时尚追求等，都使得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变得更加不确定。社会秩序规则的复杂多变和贫富分化，使得人们安全感和信任感也有所失落。拿城里人的消费来说，以前常说的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 ，虽然是说城里人的日子跟农村不一样，处处离不开花钱，但是买这些日常用品地方都离家不远，一来二去的，售货员就跟你形成了彼此熟悉和信任的关系。相比之下，今天的消费者对商家就不那么信任了。现在上医院看病，有的病人想送红包还生怕送不上去。诚信是否丧失和如何建立，这也是民俗学应予关注的问题。
民俗学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关注，最初是在都市传说方面，这就要牵扯到人与人互动关系、交往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作用。现在民俗的传播可以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进一步突出了趣缘 (娱乐伙伴的) 关系，这就与传媒技术还不发达的过去时代的民俗建构方式有很大不同。公众话语权力关系因为网络空间的出现而被重新建构，人们上网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发表和交流各种意见，似乎一下子就获得了参与和监督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有一篇硕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就是网络上的政治民主问题，重点描述了在网上的那些批评时政的文字。比如，网络管理机构屏蔽了一个隐晦的词儿，马上就会又冒出一个替代的词儿。所以，网上的言论好像是很民主，但又不像是在严肃地提意见，倒像是在 “恶搞” 。这种政治生态是不是正常的呢? 文章提出了这样尖锐的问题，并且用了民俗学叙事研究的手段来解释网络空间上话语建构的特点。
3. 文化群体、职业群体的新生与多变
如何对城市中缤纷复杂的群体生活及其文化进行描述，一直是城市民俗志调查与书写的最大难题。在城市化过程加快的情况下，城市民俗志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这就是群体文化的新生与多变。近些年来，城市公园里的大众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和自由，这是城市文化空间再建构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城市各种文化群体不断新生的一种表现。这样，公园也成了民俗学者进行城市民俗调研的一个出发地，可以跟随着在那里的人一起活动，再进入到众多群体和社区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我们前年在崇文区调查时关注到戏迷这个群体，就是从公园里开始接触他们的。我们认为民俗学对于戏曲的研究应该与一般戏曲史的研究有所不同，不能只是研究在各个剧场舞台演出的那些名角，还要重点研究住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戏迷。龙潭湖公园有一个地方叫 “蛤蟆坑” ，一群老戏迷就在那边儿活动，热情无比。这个戏迷群体中有工人、干部、老师等各个职业的人，他们走到一起形成了以戏会友的关系，也形成了京剧艺术得以传承的观众基础。这些戏迷的生活经历包含了许多关于艺术与人生的道理，因此是对戏曲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补充。
各种文化产业的兴起，也影响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变化，造就了一些新的职业或业余文化的群体。比如在北京怀柔区，由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拍摄基地建在那里，附近就经常有大批年轻人等着被招聘为 “群众演员” 。当地的市民或农民为这些人提供住宿、吃饭和信息服务，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产业群体。为了整顿这些群众演员、
劳务人员的市场，在区政府主导下成立了 “群众演员协会” 。文化产业如何造成了一些新生群体的出现，这也是需要民俗学加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从这样的情况来看，我相信今后生活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被保护出来的，恐怕主要是被创造出来的。
此外，民俗学以往对业余生活中的娱乐群体情有独钟，现在必须要改变这种偏好，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新生的、流动的或重组的各种谋生群体，关心他们的生存处境，体会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诉求。最近正在指导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这篇论文是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某国企工厂的下岗工人为研究对象，写他们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骤然下降的困局中，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和发挥个人聪明才干的生活经历。这说明，民俗学正在关注社会变革中群体生活及其民俗文化的巨大变动，近几年北师大就出现了好几篇这方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我觉得，民俗学的确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不是只去挽救那些正在失去的文化，而是走近所有那些需要关怀的人群，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情感，协助他们在社会与文化协商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
二、田野作业与文化对话
面对城市化过程的现实生活，民俗学不仅需要有一些新的课题研究方向，而且需要改进田野作业的态度和方法。有些民俗学者比较习惯于将访谈对象当成研究资料的提供者，而不是当成真诚谈话的朋友，这种具有距离感的作法曾被美其名曰是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立场，但是，今天看来这样的态度和立场显然不利于深入生活。照我看来，民俗学者只有与访谈对象建立起相互关心、相互信赖的对话关系，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田野作业的过程。民俗学者以访谈为主要方法的田野作业与人们平常关于生活与文化的谈话，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1. 地方生活史与个人生活史
研究当下生活的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任务，从大的方向上来说，就是要通过实地访谈，了解和掌握当地人关于地方生活史与个人生活史所拥有的记忆。地方生活史的记忆属于一个地方社会的集体记忆，个人生活史的记忆属于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个人记忆，两方面的记忆是相对而言的，在人们日常交流的谈话中其实也是相互交织的。
近年来，社会学、历史学等普遍展开有关“社会记忆”问题和 “口述史”方法的讨论，这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不是所谓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全社会参与的社会记忆与文化建构的实践，才是社会学历史学等学术研究的直接对象，也是学术生命的现实基础。民俗学一直就是以老百姓创造传承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到各地进行访谈和观察，获得口述的和身体记忆的资料，本应该在有关社会记忆、口述史的讨论中占有一个重要席位，可是，由于民俗学以往比较习惯于往 “过去”看，未能更多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所以反而与社会大众的生活与文化传承过程发生一定的分离，多少影响了民俗学对于上述有关讨论的一度冷淡。现在，我们面对城市化过程提出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这种情况自然就会发生改变。
民俗学与社会学、历史学相比，在对于社会记忆概念和口述史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也有与自身学术传统相联系的一些特殊表现:
(1) 在有关群体或个人记忆的访谈过程中，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作为民俗学者的访谈对象，当然那些相对被边缘化或被忽视的群体一般会受到民俗学者的更多关注，这是因为民俗学者的研究一直具有 “自下而上”的眼光。
(2) 关注现实的研究方向，与以往对民俗进行追根寻源的研究方向有所分工，更加强调民俗学的 “现在性” ，即不是静态地而是动态地去理解民俗作为生活文化传承现象的本质。
(3) 民俗学在实地进行访谈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方法，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运用，不必再专门去寻找 “古朴的乡村” 。因为无论在城市、乡村的哪一个地方，都有关于那里生活变化的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并且可以从人们都口述中被记录下来。
(4) 在这种情况下 ，“民俗”被进一步看作是历史记忆与文化创造的同一过程 ; “访谈”就成为民俗学者与各种个人、群体的文化对话。总之，民俗学关注当下的研究方向是与对自己学术传统的反思与重温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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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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