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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当下，“民俗”伴随着国家节假日的设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不断进入公众的话题之中，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民俗重新回到了“最好的时代”。与之相对的，是民俗学学科内部的另一重风景。一方面，当代民俗学学者不断地重新调整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由传统的民俗事象研究转向“语境”中的民俗研究[1]。同时，伴随着民俗学的学科范式转向，人文学科交叉研究的特性日益凸显，导致处于“边缘”的民俗学其“学科边界在何处”的问题一度成为施加给民俗学的一种无形压力;另一方面，现代技术高速发展，民众日常生活的形式内容日新月异，社会民众的感受与心态时刻发生变异，使得民俗学传统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多多少少与社会现实无法洽合，甚至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民俗学呈现出一种集体失声的怪相。不仅如此，“以‘民俗’为对象的研究就是民俗学”这一看似正确无疑的命题也被一批学者从学理上发起了明确质疑，直中当下某些民俗研究的要害。于是，民俗学似乎进入了“忧郁”(借用作者《忧郁的民俗学》一书的提法)的阶段。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岳永逸的《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以下简称《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引用该书时仅注明页码。)恰逢其时，作为其近几年来思考的成熟想法，或许能够告诉我们，民俗与民俗学在现代化的都市中国中究竟何去何从，民俗学自身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又在何处。该书共收录17篇学术论文与随笔以及1篇访谈录，内容主要涉及都市曲艺、民俗理论、民间宗教信仰等方面，也不乏对其他学科及相关著作的述评。作者不仅对传统民俗的现代变迁情况及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做了文化政治学的话语分析，重新梳理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张力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该书还对都市民俗学的理论研究做了积极探索，充分肯定民俗承载者的主体心性与文化自觉、民间文化自身的“自由”向度，并将民俗学定位为一种思考和认知现代都市生活的学术范式。
一、民俗研究的“文化政治学”范式转型
《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这本书承续建构主义的民俗研究视角，首先从学理上出发，以建构论的视角审视了不同语境中与“原生态”相关的话语，认为“原生态”的概念是外来文化精英对本土文化的浪漫想象与文化殖民式的商业消费，更是对民俗文化持有者主体能动性的忽视、对其文化经验的刻意遮蔽。进而，作者提出把民间文化置于“文化社会生态中的整体研究”(P19)就此而言，这一方法论既考虑外在的文化结构与社会关系等文化生态，同时兼及民间文化自身内在的能动性与历史性，从内、外两个维度来审视民间文化，显得更加立体化。
因而，除了关注民间曲艺自身的文化演变过程，作者更是多次探讨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首先，作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作为俗文化的民间文艺必然受到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限制与影响。二人转的传播传承过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代二人转的展演从东北乡野移动到都市舞台上，事实上是官方与媒体“无视文艺市场自身的选择和竞争机制”(P71)，试图将民间艺术当作启蒙和改造民众思想的工具。民间艺术自身的生命力被压迫、忽视乃至边缘化，导致赵本山为代表的二人转一枝独秀，打破了民间艺术生存的生态平衡。其次，作者还提醒我们，作为非主流的、小传统的民间曲艺，为了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发展，适应不同阶层的供需要求，民众对精英也会采取“部分认同与主动合作”(P37以及P88)的基本态度，重新寻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正因如此，作者将民间文化视为本身就是“雅、俗”一体的融合物，体现的是民众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强大的反刍功能”(P251)。无论是传统民间曲艺的教化意味，还是传统“胡仙”文化的两可性与模糊性，抑或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与民众对自我文化的历史攀附，都显示出这种融合主义的文化政治脉络。
事实上，民间文化不仅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一种互相制衡、具有张力的话语网络，而且民间文化内部同样存在着类似的权力互动，显示出内在的复杂文化政治。该书借助诺贝特·埃利亚斯的“赛局”理论，对民间文化不同元素之间的博弈与竞争关系进行了阐述。这种此消彼长的文化权力格局，不仅体现在前面讨论的、处于民间文艺市场经济内的不同草根相声类别之间，同时也能在“乡土宗教”内部的信仰实践里找到佐证。作者通过调查梨区分裂的信仰现状，发现本土宗教(“行好的”)的信众广泛、历史传统更久远，处于国家政策的优势位置，而处于劣势的天主教自身文化资本相对雄厚，同时有限地吸纳中国传统进行本土化。这种现状促使两种宗教力量互相发挥自身的长处，彼此较劲，在言语和行动上形成博弈的发展局面。然而，这种“赛局”也带有流动性。地缘、血缘的社会结构变化，国家文化政策(如“非遗”保护)的介入，民众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态度变化，都将影响民间文化内部“赛局”的生态平衡。
除了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传统文化政治关系，现代社会的文化经济学还带来了另一个分析的视角：即观者与演者之间互相消费的供需关系。一方面，作者通过梳理精英对民国人力车夫“身体”与“苦难”的文学书写，认为无论是现实还是叙事，车夫的身体在“看与被看”之中成为了被知识分子与政治力量双重“消费”的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民间文艺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作者还敏锐地意识到，当代民间文艺市场的供需关系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次位移，即传统的供应商由民众变为官媒，民众反而处于消费和使用的地位。倘若我们细细琢磨当代“春晚”舞台上的二人转与政治化相声背后的意识形态、国家文化政策与“非遗”保护的思维逻辑，其中不乏作者对权力话语的批判，我们或许就不难理解作者的观点了。
当代民俗学对“民俗”的认知已经从不言自明的本质主义立场发展为“发现”文化与生活的建构主义路径。民俗学者在具体社会情境与行为过程中把握“民俗”的展演与生产，动态的叙述模式分析代替了传统的文本研究，研究对象的重心也由“物”的历史与流变转移到以“物”为媒介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的话语关系上，我们可以将之称为“文化政治学”的研究范式。这也是《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一书给我们最直观的阅读体验和理论思考。与此同时，作者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之中勾勒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是极大地延续了民俗学研究对民俗事象和主体之间的“传承”关系的定位与坚持。
二、民俗志书写维度的调整：情感与体验
在《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中，除了对当代都市曲艺进行文化政治学的分析与阐释，作者还尝试性地讨论了民俗志的写作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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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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