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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与物的关系立于两者相互指认与指称的认识基点上。在具体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下，物作为一种社会生物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一个文化之物，一个饱含并充盈着特定精神情感的生命体。通过物，人类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具体彰显。一个意义丰富的物，因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目的性而具有多重面向，使用及形态的差异性使物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信息，展现出一定的社会文化关联。只有通过对物进行共时和历时维度的考察，才能尽可能地理解一个物所展现的全部意义以及与人、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物;人;文化意义;社会关联
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始于对无机自然界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使人脱离了自然界，成为一个实在的“客体”，另一方面又加深了两者的联系。改造实则是在创造一个对象性世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赤裸裸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属人的效用。”人也成了万物的尺度，使得“自然界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换言之，自然界被人所赋予的一定意义的精神之线贯穿起来，构筑起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存在，贯穿于人类的整个经济过程之中。物质要素的这种自然性和社会性，深刻地体现着实体与精神方面的双重特质。对物来讲，它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与人相对的存在客体，也是一个饱含了特定意义的“文化主体”。当人类视特定的动植物作为群体象征与图腾，标识自己与他者的时候，人与物之间的这种关系得到了最好的诠释。正基于此，试图割裂物本身所具有的实体与精神的两面性及内在联系，也只会遮蔽我们对物的全面理解和认识。有别于西方近代以来“词”与“物”相分离与对立的认识基点，人类学在对物的认识与探讨上，着重强调物的文化生成意义，即物的文化性特征，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内在关联，倡导人与物互为主体性的回归。这也为我们理解物，提供了另一研究视角。
一、物的生成、流动与群体社会关系
具体的物是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之物。在我们视什么是有用之物、什么是无用之物;怎么来使用物;以及对物的存在进行分类和秩序安排时，物便在某一具体文化模式中呈现着差异性的存在方式，并且也聚焦于有关人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的取向问题。当我们习惯用“怪”、“怪物”来形容某一具体行为或事物状态时，一方面体现着人类认知局限造成的惶恐，另一方面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框架和文化系统下进行的妖魔化的文化解释。
具体来说，基于每个人类共同体不同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环境，使得这些人类群体产生了有别于他人独特的解释体系、认知和价值体系，即价值共意的生成。价值共意一旦形成又会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行为，同时也决定着不同共同体进行的物质交换和交往方式。正是依凭于这些价值共意或文化符码，不同的人类共同体才借以理解自我以及周围的世界。这样，在共同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心理素质产生的人类共同体，才表现为一个个共同文化体的存在。马克思曾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物。”这也鲜明的指出了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以及自然或者物做为人而存在的生存关联。事实上，正是立于这样相互指认与指称的基点，作为自然界的万物才以特定方式进入到人类的社会世界，作为一种社会生物而存在。进而，物被认识、被分类、被系统化，最后差异性地存在于各种文化模式与经济类型当中。同样，人也在此项认知过程中认识了自己。
“对于人类而言，并不存在未经过文化建构的纯粹的自然本质、纯粹的需要、纯粹的利益或纯粹的物质力量。……事物与观念、价值观及利益一样，是文化的建构物。”人类学对物的认识与理解，更多地赋予了其精神和情感特质，尤其是在物的流动性研究上，物通过这根精神纽带传达着特定的群体社会关系。
在人类学经典名著《礼物》中，莫斯对毛利人之间礼物馈赠与回报做出了解释：物品(汤嘎，tonga)身上有礼物之灵(豪，hau)，赠礼与回报的义务才可能发生。“汤嘎不仅追随着它最初的受赠者，也追随着第二个、三个，乃至经手的每一个人。但归根结底，豪却想要回到它的诞生处，回到它的氏族与丛林的圣处，回到它的主人那里”。在莫斯看来，有了礼物之灵，才产生了联系和维系社会个体的诸多禁忌、道德、情感以及权利与义务的制约关系。进而，莫斯在对交换的法约束研究中也同样指出：在古罗马，“物”(res)本来就是家族(familia)的成员，不论它离开或脱离家族多久，它不会改变作为原来家族成员的性质，直到有等价支付获得解放后，它才开始约束新的所有者。而这位新的所有者又被称为“reus”即通过“物的灵魂使双方得以结合起来的人，”它还与“有誓完成的义务(voti damnatus)”同义。如果说，赠礼中的礼物之灵是要求赠予者得到回报的精神和情感力量，那么，基于这种力量而形成的礼物交换却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具体呈现。礼物馈赠所带来的互惠观念以及礼物之灵所蕴含的还礼的迫切，恰好对应、弥补了社会群体间的排斥。正是由于物的吸引主导，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吸引。
拉德克里夫·布朗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发现，安达曼人对收获甘薯处理和使用有着明显的区别：男人们要把自己的甘薯赠予他的姐妹家，而他家所食用的甘薯则由他妻子的兄弟来提供。甘薯的流动和赠予，并非指向一个经济上的获利，而是一个通过物的传递达成的某种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巩固，起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作用”。马林诺夫斯基对西太平洋岛屿上“库拉圈(Kula Ring)”的描述，同样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伴随着物品的流动传递，众多岛屿间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库拉圈”实属项链(Soulava)和手镯(Mwali)两种物品的逆向运动：一个把属于自己某一等级的项链转送他人，并按照顺时针的方向再传递给交换圈中的另一个人，以此循环往复。当某人愿意以同一等级的手镯来交换这个项链时，这个手镯就会沿着项链传递的路线，逆时针地返回到项链主人那里。与这两种物品的循环流动相伴发生的是个人等级的提升和荣誉的积累。同时，随着库拉的交换，岛屿间岛民生活的各种日常生活物品的交换与贸易也随之进行。
如果说，项链和手镯的库拉圈运动能够得以进行的关键是一种依赖和信任关系的维系，推动了不同岛屿间岛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正是这种集体协商充满强制性的礼仪性物品，开启了不同文化体交流的大门。物品及其流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它更是人与人之间，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交往理解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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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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