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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西部，民族传统体育铸就了民族的身体，而西部民族的身体经验又通过体育的形式表现出来。体育传统融入民族生存环境当中，成为生存必需的活动形式。体育是西部民族获得身体运动的主要方式之一，身体张扬、释放和表达的最为直接和生动的形态就是体育和舞蹈。由于具有竞争和游戏的性质，相对于舞蹈，体育让身体的意义体现得更为充分。在体育的维度中，西部民族的身体是民族的、历史文化的、社会关系的。身体通过体育表现出来的，是多元生活需求的极大满足，可以不断地充实自身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坚守初始状态的体育发展的轨辙。西部民族的身体史，就是体育史和社会生活史。
[关键词]：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身体；经验；意义
体育与身体的关系不言而喻。而在西部民族中，体育之于身体及生活的意义更加突出。西部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孕育出西部民族特有的身体和体育。相当多的体育活动是民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自然延续和转化，传承和叙述了民族身体的记忆，对一个民族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生活意义。这些体育活动的开展得益于西部民族特有身体机能，是身体机能民族性的鲜明表达。对西部民族而言，传统体育已不仅为了强身健体，还已然成为情感交流、心神欢愉、记忆延续、竞技和审美追求的必然选择，突显了身体经过长期锻炼形成的生存能力。
一、特定生存环境的过程“凝结”
西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是基于两种要素发展起来的，一是根植于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二是以愉悦为原则的身体对生存环境的调节与顺应。大多生产和生活方式被赋予了体育的身份，贴上了体育的标签。其特征是还没有从基本的生产方式中挣脱出来，成为纯粹的体育活动，而是将生存的感性和身体外化为运动本体。
生存环境之于民族体育和与民族体育直接关联的身体机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定区域是一个民族长期繁衍生息的地理规定，一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样态、体育理念、审美情趣等民族娱乐文化现象，及体育的身体潜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所处生态环境的规范，西部各民族亦不例外。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环境及身体体验的需要，铸就了西部各民族形式多样而又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同时，这些传统体育和与之相应的体育身体不是现成的，过去完成式的，而是伴随当地人的生产、生存方式生成的，身体的体育意向来源于生产劳动和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获得的直接经验和技艺的再现。诸如蒙古族的赛骆驼,塔吉克族的叨羊,鄂伦春族的套马，白族的越过花园门，苗族的穿花衣、穿花裙赛、舞狮爬桌,侗族的抢花炮,布依族的丢花包,仫佬族的打蔑鸡蛋，彝族的摔跤,赫哲族严冬进行的滑雪和射击等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民族体育项目都是生存必须掌握的行为方式，都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身体图式和身体技能。就展示性而言，民族传统凝结成了身体传统和体育传统，或者说，身体与体育共同承袭和弘扬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山区和半山区是西部各民族绝大部分的居住环境，这种生存环境为体育项目的选择给予了方向性的限定。在专门体育器具和场所较为缺乏的情况下，西部各民族同胞因地制宜，田间地头的劳动工具、屋里屋外的常用生活用品都可以成为从事体育运动的器材。场地没有统一要求，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诸如田间地头、屋前屋后等都可用于身体的能量释放。组织方法灵活,比赛规则明确、简单、易懂，一切都让位于身体的体育表达。艰苦的生存环境锻造出西部民族人民矫健、强壮的身体，为体育的生成和开展储备了充足的身体资本。与其说是民族体育，不如说是民族身体。诸多西部体育都表现为身体的直接体验和生产方式的体育转型。譬如，“射猎为业，食肉衣皮”，“用桦皮盖屋”，“骑木而行”是鄂伦春族典型的经济环境特征，其体育则是这种生存方式的“理性模仿”，演绎为西部民族固有的身体技能表演。
渔猎活动是西部民族早期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之一。各部族先民经过漫长渔猎的实践,形成了各种渔猎的方法和渔猎技能。这些方法和技能与渔猎者的身体融为一体，成为生存必需的身体展示，渐渐地，又蜕变为流传至今的体育样式。赫哲族人以捕鱼为生,早年以鱼皮为衣,为使鱼皮保持完好,渔叉(渔叉是捕鱼工具，又叫脱镞标、带索标)只能准确地叉在鱼鳍上。经过反复地实践，才能具有高超的叉鱼本领,因此,叉草鱼作为一种体育竞技项目便流行开来。彝族的飞石索和皮风子，土家族的打飞棒，苗族的打草蛇，侗族的投火把，怒族的射箭、爬溜索、跳高，拉祜族的射弩，满族的射兔，哈萨克族的叼羊等许多体育项目都是族群对早期狩猎行为的复制。原初生产世界的身体体验置换为体育世界的身体表现，劳作的身体可以直接转变成体育的身体，而无需进行专门的规训。这些体育活动融入民族历史文化的血脉之中，与该民族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成为西部民族特有的“身体史”和最为耀眼的族群认同的身体符号。
狩猎更是鄂伦春族和鄂温克人的重要谋生手段。鄂伦春人的体育器具大多为经常使用的生产工具，诸如猎枪、弓箭、猎刀、野猪皮雪橇、嘎拉哈（也叫狍拐，是狍子的膜骨）、皮质球、桦皮船、桦树皮棋盘等，皆为鄂伦春族日常生产生活用品的直接应用。这些器具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早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体，成为族群身体一个重要的部分。通过族群的身体，生产生活完成了向体育的直接过渡。鄂温克人与鄂伦春族同属一个生态区，早期的狩猎工具有用于水上交通的桦树皮船、弓箭、扎枪套子、夹子、网滑雪板、辅助猎人捕捉禽兽的犬和鹰、猎人乘骑的驯鹿。狩猎辅助与方式多种多样，从狩猎生活形态中萌生了早期体育的雏形，并确立了后来围猎、射击、投扎枪、狩猎体操、滑雪、赛桦树皮船等体育项目的操作规程和对身体素质的基本要求。单一的经济生产模式和身体技能必然孕育出特色鲜明的体育和体育的身体实践。
京族是一个生活在海洋的民族，经常面对惊涛骇浪。为了让船只平稳航行，必须在船上将身体能量释放到极致，渔民或水手常攀桅“椅”而望风观鱼。风帆巨大而又沉重，升帆需要众人动作协调并竭尽全力。锚沉重而又深陷海泥，开航起锚需要多人齐心协力才能把锚拔起。于是，以“爬桅”、“升帆”、“拔锚”等生产行为为标志的渔村体育竞技应运而生。奥运会项目投标枪，是海上投掷渔叉捕鱼的现代翻版。在泥滩涂上，渔民踩着“踏槽”（又叫“弹涂船”）挖蛏子、捡泥螺、拾贝类、捕螃蟹、捉跳跳鱼等，这些劳作形式挪移到岸上，便成为京族特有的体育运动样式。劳作与体育的嫁接是如此简明而直截了当，说明京族同胞的身体语汇本身就具有劳作和体育的双重属性。
生存环境、生产方式、身体机能和体育选项高度统一，这既有利于获取生活物质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又有利于身体的定向锻造，以不断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共同奠定了西部民族体育和身体的发展指向。身体和体育成为西部民族特定生存环境的过程“凝结”。这种凝结是在民族内部自我生成的，无需借助任何外在的因素和力量，是族群发展进程中必然的选择。民族传统体育肇始于族群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本能的身体需求和经验，反映了与族群生产和生活生存环境的和谐顺应性。在西部民族中，身体处于劳作模式和体育之间，成就了前者向后者的延伸。这一身体媒介大概是西部民族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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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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