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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民俗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德国的“基层文化”与“表层文化”这一对概念的影响。然而，根据德国的民俗学家汉斯·诺曼(Hans Naumann)在1922年至1923年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中的说法，“表层文化”即指城市中产生的流行，而民俗学要研究的正是“表层文化”。最初看到这段话我也觉得很奇怪，仔细阅读后才发现他想说的是，如今在农村中见到的传统民族服饰、歌舞等都是从前城市中上流阶级在生活中使用的，这便是他的“沉降文化论”。也就是说，农村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原始共同体”，现在在农村见到的看起来古老而传统的事物都是某一个时期城市中产生的流行，通过传播(即表层文化的沉降)，成为了农村的文化。然而，日本的大塚民俗学会却把这个意思完全颠倒过来了，认为表层文化是城市中的流行文化，不应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民俗学应该研究农村中看起来比较传统的事物(即基层文化)，在这些地方的传统中蕴藏着日本人的本质。事实上，仔细考证便能发现这种文化观起源于1940年代由大政翼赞会发起的“地方文化运动”。更往前一步推，这个观点源自于德国纳粹的文化论。在1920年代，也就是诺曼提出“沉降文化论”之际，便遭受到了德国纳粹的攻击，德国纳粹颂扬农村文化，认为农民是贵族生命力的源泉，农村共同体是德意志民族的象征。这种文化观在1940年代进入日本，并造成了1960年代对于表层文化、基层文化理解的颠倒和误解。日本在1930、40年代，例如民俗学家樱井克典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想要将一个村落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式去理解，然而却发现这很难做到，因为即便早在江户时代就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商品经济，很难将村落作为一个结构功能的整体单位。然而，到了1970年代，福田亚细亚(“民俗学论坛”编辑按：此处或为原文失误，当为“福田亚细男”)提出了“传承母体论”的理论，强调在村落中二代、三代之间连续的传承，轻视外部的信息，只关注共同体内部的传承。我认为他对柳田国男的批判也是错误地理解了柳田的意思，柳田要强调的并不是“周圈论”，而是文化以城市为中心传播开来的，柳田想通过观察各个小地方留下的文化事象再现都市文化的历史，关于这点我已经在2006年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会上指了出来。
日本在经历高度经济成长期和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城市和农村人口的比例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农民的就业人口已经不到3%。今时今日，即使是做农村或农民研究，也不得不将城市、日本或者全球纳入视野范围。我认为今后的趋势一定是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大城市中也能产生民俗。日本除了“日本民俗学会”以外还有一个“现代民俗学会”，其中除了有民俗学家，还有社会学家。日本民俗学的毕业生，据我观察，民俗学专业的大学毕业论文中总是能见到很多很有意思的题目，写的就是身边的日常。但是硕士和博士论文绝大部分还是比较传统的选题，看来现在还是只有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学生才会留在大学读民俗学硕士和博士。从中国也有一些学生联系我，想来我这里读硕士，说是对日本的妖怪感兴趣。我想，日本的妖怪文化也是通过媒体传播到中国的吧。岩本通弥对于“家族内杀人”的研究
毕：据我所知，岩本老师的博士研究是有关日韩的家族内杀人的研究，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为何会做这样一个选题。
岩本：一直以来，我都对“家庭”的问题很感兴趣。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亲子殉死(親子心中)”问题。去大田区做调查时主要也是带着这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在我进入大学的1970年代开始，新闻媒体上就有很多有关“亲子殉死”的报道。1972年在东京召开的国际心理学会上，公布了日本监狱关押的女性犯人的数量是美国的2倍，可谓轰动一时。然而，在这个数字中，很多都是“亲子殉死”未遂的妈妈。在大学时，有一位中国的老师问我，为什么日本“亲子殉死”事件那么频发?我没能回答上来。后来，在我学习民俗学并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中，发现台湾和日本的报纸对于“亲子殉死”的报道完全不一样。对此，我比较了1980年左右三年之间台北的报纸和一年之间的日本《朝日新闻》。在日本，既有的“亲子殉死”研究都来自于日本精神科医生以及社会学家。由于日本的“亲子殉死”60%都是母子殉死，所以他们都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和母子之间的问题结合到一起研究。而台湾精神科医生的研究中，不但没有出现“父子殉死”和“夫妇殉死”，母子殉死“事件也仅有6起”，且这6起的动机都是对夫家亲族的报仇。此后，得知韩国也有相同的“亲子殉死”的现象后，我又去了韩国，比较了韩国的情况，分析各国(地区)的报纸等媒体是如何创造故事，并将其传承下去的。我发现即便是相似的事件实情，各国(地区)的新闻媒体都以不同的倾向将其进行了“故事化”操作。在日本，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添麻烦”。日本从江户时代直到明治时期，弃子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到了大正末期，日本开始强调国民素质，比如要遵守时间、不给人添麻烦等等，日本逐渐成为一个不允许给他人添麻烦的社会，所以，留下孩子一人独自自杀等于是给孩子添麻烦，给社会添麻烦，而这是不被允许的。就现在的21世纪来说，不管是报纸还是广告上都宣传着不能给孩子添麻烦，这又引发了很多老人在家“孤独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和中国其实也是相关的，随着城市化的加剧，年轻人都外出到城市里去打工了，农村里只剩下老人，无依无靠，食不果腹，引发了很多抚养的问题。
毕：我觉得中国的老人“孤独死”问题可能和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根据调查，中国很多农村里老人都是自杀的。
岩本：确实，中国和日本会有很大的不同。我常常能看到报纸上报道中国的农民因为愤怒而自杀。再者，即便从前孩子比较多，也会发生谁都不抚养，导致老人感到绝望而自杀的事件。而与此相反，在日本，反而是老人和家里人在一起生活的情况下自杀率比较高，因为日本人觉得不能给家人添麻烦，我觉得这也是文化过渡期中因为一些新旧观念和社会状况摩擦产生的现象。
毕：您的“亲子殉死”研究在日本民俗学界受到怎样的评价呢?
岩本：我能够进入国立历史民俗学博物馆以及来到东京大学工作，主要还是我的“亲子殉死”研究得到认可。但是，可以说，在日本民俗学界没有其他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这方面研究主要受到社会学等方面学者的关注。我最初向民俗学界的同仁报告“亲子殉死”研究成果是在1987年的日本民俗学谈话会上，刚开始就被一位研究万叶集的国学院大学的老教授质问“你做的这个是民俗学吗?”日本民俗学会每两年都会出一期《研究动向》，这里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亲子殉死”的研究。
我去韩国交流的时候，介绍自己是做“亲子殉死”和“同伴自杀”研究的时候，也往往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解释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在民俗学中进行研究。对于韩国人来讲，有时不说“民俗”，说是研究“风俗”的，反而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为在韩国，“风俗”就是日常生活的意思，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亲子殉死”这样的现象。当然，“风俗”一词在日本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倒是我看到最近出版的《A Companion to Folklore》一书中，Alison Dundes Renteln在讲法律问题时提到了日本的“亲子殉死”现象，这点让我觉得很欣慰，看来国际上的同仁还是认可这个话题可以放到民俗学中讨论的。
最近日本的社会学家，尤其是家庭社会学的研究者评价我的这方面研究是总结了从大正到昭和30年间的社会变化。他们认为战后70年间发生的儿童死亡的问题，与其说是源自于文化的因素，不如从制度的问题方面下手更有现实意义。然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日中韩的关系中，用民俗学的方法解读为何会出现孤立死、孤独死、殉死、杀人等现象。我对于“亲子殉死”的主要研究止步于1990年代，此后2004年又做过一次与韩国的比较研究，到今天又已经过了10年了。日本的社会以及家庭的变化相对较小，比如现在仍然不认可夫妻不同姓。但中国和韩国却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很想再对比一下这10年间在日中韩三国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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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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