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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讨论：中国都市民俗学的整体特征与逻辑演进
中国都市民俗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蕴含着几代民俗学者艰辛的努力与不懈的坚持。其中，都市民俗学的发展既有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共同因素，也有都市民俗学自身的演化要求。纵观都市民俗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征。
第一，大都市中心主义。从发生学意义上看，都市民俗学自诞生之初，就以上海、北京、广州等大都市为中心。这其中，研究对象的“都市化”固然是无可厚非的理由之一，但是，都市民俗学作为一支与传统乡村民俗学相对应的分支学科，不仅要关切大都市居民的日常风俗习惯，还应当注意到其他类型都市的风俗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讲，都市民俗学也是“一城民俗学”。30多年的都市民俗学，无论是个案实证研究，还是民俗资料搜集，大多以大都市为中心而展开的，中小城市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中国都市民俗学要想获得发展，应当有效地介入到各种不同类型、规模、层次的都市当中去，通过民俗研究来提升都市品味，促进都市民俗学发展。
第二，经验研究取向。缺乏理论建构的个案经验研究，只是一种常规话语叙事，只会停留在资料搜集阶段。其实，理论的缺乏，是整个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大通病。一方面，都市民俗学要重视微观个案研究，另一方面，都市民俗学又不能停留在个案研究，必须强化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因为，只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才能赋予都市民俗学强大的学科属性，才能提高都市民俗学的影响力，才能改变传统乡村民俗学的弊端与缺陷。
第三，学科化趋势。从都市民俗学的提出、推进以及深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朝着学科化方向迈进。从80年代钟敬文先生提出“都市民俗学”这一命题，到90年代大量都市民俗学研究成果的涌现，再到21世纪以来都市民俗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有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如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将都市民俗学作为自己学科建设的方向，还有学术机构多次专门召开了以都市民俗学为主题的全国性会议。可以说，当下的都市民俗学以建立民俗学的分支学科为己任，试图通过学科化建设来提高都市民俗学的学术影响力和感召力。
无论是大都市中心主义、经验研究取向，还是学科化趋势，当下的中国都市民俗学都是在古、今、东、西四种不同的语境中展开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存在大量的都市百姓日常风俗习惯的描写，这需要都市民俗学研究者去总结;当下的都市化建设在摧毁旧民俗的同时也衍生出大量新民俗，都市民俗学应当积极的介入到都市化运动中去，这既有可能性和可行性，也存在着必要性;都市民俗学作为民俗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自身的设立与定位、发展与演化都是知识分工的结果，是知识领域对社会实践进行专业化研究的结果。当代的民俗学研究处于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张力之中，都市民俗学在兼顾东方特色的同时也需要关照西方经验。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都市民俗学一开始是作为乡村民俗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在随后的发展演化过程中，都市民俗学又被定为成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之学”。因此，中国都市民俗学始终贯穿着“乡村——都市”、“传统——现代”两大主线，都市民俗学的发展演化始终处于这两大张力之中。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透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历程，80年代，都市民俗学是作为乡村民俗学的对立面而提出的，是基于空间维度类型分野而作出的民俗学知识体系划分，这个阶段，都市民俗学处于一种培育的状态，即乡村民俗学作为主流，都市民俗学作为支流;进入90年代，都市民俗学是一种基于以“都市民俗”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即学者们大多在都市空间内展开的对当代“都市民俗”的研究，表现为对即时性都市日常风俗习惯的描述;进入21世纪以来，学者们不仅从学科体系建设的角度来从事都市民俗学研究，而且还有学者从范式转型的角度来理解都市民俗学，认为都市民俗学是“以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支配的当下都市生活方式为中心、重心，以现实中国为本位”[24]的民俗学式研究。
30多年中国都市民俗学的演变过程，蕴含着一条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发展主线：80年代“都市的民俗学”是基于空间维度(乡村——都市)的“空间划分”，90年代“都市民俗的学”开始注重时间维度(传统——现代)的“时间介入”，再到21世纪逐渐将“都市民俗学”纳入到“纵横交错”的“时空交汇”当中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市民俗学发展始终处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当中，并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从乡村走向都市”，在时间上表现为“从传统向现代”两大整体性特征。都市民俗学不仅等同于都市空间内的民俗研究，或者说，这只是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方面。从学科体系和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中国都市民俗学研究更应当是运用民俗学的理论、观点以及方法来研究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结构，处理都市建设与民俗演变之间关系的一门学问。
注释：
[1]钟敬文：《钟敬文教授谈民俗学研究》，《采风》，1982年第31期。
[2]钟敬文：《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工作》，《中国民俗学会会刊》，1984年第2期。
[3]方川：《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民俗研究》，2000年第4期。
[4]陈勤建：《当代中国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5]陈勤建：《当代中国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
[6]杨宏海：《试论深圳新民俗文化》，《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4期。
[7]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都市民俗学发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
[8]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都市民俗学发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
[9]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编：《都市民俗学发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
[10]《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冯桂林主编：《中国名城汉民俗大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2]蔡丰明：《上海都市民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
[13]周翠玲：《经济民俗特性与广州经济民俗》，《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4]殷俊、喻婷：《“微时代”下市民生活习俗的变迁》，《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15]邱扶东、王书会：《上海都市民俗旅游开发初探》，《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16]艾萍：《上海都市民俗特征初探》，《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7]岳永逸：《反哺：民间文艺市场的经济学——兼论现代性的民俗学》，《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
[18]岳永逸：《说与写：杂吧地北京——天桥的叙事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9]廖明君、岳永逸：《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
[20]张晓瑾：《艺术村与都市民俗研究——以武汉昙林华为例》，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5月。
[21]王晓葵：《民俗学与现代社会》，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
[22]陶思炎：《中国都市民俗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乌丙安等：《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意义、内容及方法探讨》，《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4期。
[24]廖明君、岳永逸：《现代性的都市民俗学——岳永逸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2年第2期。
（本文发表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6期。作者介绍：刘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4级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沈东，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14级社会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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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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