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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巍简介：1957年2月25日生，河北邢台人，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汉唐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学等。
整理人：邱雅婕、钟胜 指导老师：王煜 审稿：霍巍
感谢我们的各位老朋友，像今天的郑岩教授，姜生教授，还有我们的罗二虎教授。也感谢我们各位新朋友，这其中有学术上新锐的“新”的意义，也有我们以前未曾谋面的“新”的参与者。
今天我想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个开场白，也算我的一个发言吧。我这个发言如果给它一个题目，那就可以叫做《考古学的“守戒”与“破界”》。第一个“戒”是清规戒律的那个“戒”，“守戒”;“破界”，是界限的界。我想，今天我们这个会，它有一个隐含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霍巍教授作主题发言(一)
霍巍教授作主题发言(二)
首先，我想谈考古学的本身是有它自己的内在的规定性的，就是说它应该有“戒”要守。守什么戒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非常重要。第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因为我们考古学，从田野资料的科学地获取，到室内的整理再到综合研究，它有一套比较合理的方式和方法，以此形成了现代考古学，这个现代考古学就区别了传统的旧金石学，甚至某种意义上也区别了我们跟文物学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这套方法还在不断的扩展，从过去的我们讲的两个车轮：类型学、地层学，还在不断地把这些方法再延展、再扩充。比方从碳十四断代的运用开始兴起的把科技手段引入考古学，形成了我们现在考古学的很多分支学科，像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等，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这些技术手段的利用都在拓展我们这些方法。这些方法我有的时候讲用“科技考古”这个词是不准确的，科技是一种手段，我们如果说对这些科技手段要进行一个考古学的研究，我们把它叫“科技考古”，利用科技手段进行考古，它还是我们传统考古学的一种方法的扩充，一种拓展。所以这个“戒”，我想应该守住。
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考古学田野方法的一种规定性，所以在我们考古材料具体的获取、研究、阐释的过程中要引入第二个重要的“戒”。那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系统地观察和分析的过程。我们的系统不是说单一的个体不重要，一座墓重要，一个遗址重要，但是仅仅靠一座墓，一个遗址，甚至靠这个墓葬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群或者个别器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一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也就是说从归纳到诠释，这个体系它要用大量的计量，大量的数据，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请注意，才形成了考古学特有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从考古学文化这个定义开始，到考古学文化下面的类型，到考古学文化类型下面的对器物的型和式的划分，它都是一套特定的表述方式。这个表述方式，我经常讲，我们不要轻易地去滥用，我们一部分同学在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时候容易给它贴标签，那样的分型分式很随意。这个分型分式它需要解决的比方说年代的序列问题，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这个事物、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间它的类聚性的问题，就是说同和异，我们怎么去区分它，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同与异，它背后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在发挥作用?因此呢，这一点，我们讲它是一个系统地观察和分析。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守的一点就是说要有一个本位的回归。前不久《考古学报》开了一个会议叫“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考古学”，本来我是要去参加这个会议的，因为《考古学报》的主编冯时先生跟我，我们曾经讨论过，在当今有两种非常危险的倾向。第一，要么考古学什么都是，通通贴上考古学的标签，包括很多文物贩子，所谓的“国宝帮”可能也会利用考古学的这个名声，实际上他们跟考古学没什么关系。第二，还有一种发自于我们体制内的倾向，就是什么都不是。考古学要跟谁划清界限，我们要跟谁理清关系，我们应该做最纯正的最纯洁的考古学。我觉得这两种倾向都不对。我们的本位的回归呢，我觉得应该回归到一点，考古学它首先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要研究的考古学本体是以物入手的，但是绝不仅仅限于物，我们要透物见人，要看到背后的人的活动。所以最根本的是要研究人，要研究个体的人到群体的人，再到群体的人组成的这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演变和它的流动。
这些“戒”非守不可，不守就不成其为考古学，那就有可能形成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陷入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但是我讲了这些以后，并不等于说考古学要自命清高，我们要厘清界限做孤家寡人。
所以，第二个我想说的是考古学还要“破界”，要打破，一个“破”字就是要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说从做学术来讲，我们来考察它的话，中国古代我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从来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六经皆史，处处皆可做文章。而且那个时候的知识体系它是一个非常完备的知识体系，就是以我们旧传统的金石学而论，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它当中也闪烁了很多我们现代考古学的光芒。我举个例子，如果说去读清人徐乾学的《读礼通考》，请看他的第82到第100卷，他是集中的观察了墓葬。从墓葬的葬法葬制，从平民墓葬到皇家帝陵，从它的棺椁制度到它的明器制度，他形成了他的一个系统，这个里面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广大。徐乾学做什么的?他是考古学人吗?他不是，他有这样的清规戒律吗?他要把什么什么划出去吗?我想他不会有这个想法。他是一个我认为非常成熟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范例。徐乾学的这个《读礼通考》，我们的老师，张勋燎先生，从我和罗二虎老师读书的时候，就叫我们要去读，我们现在也让我们的学生去读，我们就可以看到古来从无要把学科之间搞得非常壁垒森严的这样一个局面。另外我还想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地下考古的遗存是必须有田野考古领队资格，有考古发掘执照，你才能进行地下发掘。这是因为考古学有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科学性，被赋予了国民和国家对你的信任，但并不等于所有的发掘物是你考古学者的私利，是你的专利，你可以垄断考古资料，你可以垄断发表，拒绝其他学科借用进行研究。这个时代过去有过，但今天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我们站在今天讲，我认为考古学一定要“破界”，不“破界”考古学会走到自己的一个学科发展的死胡同里面，没有新的路径。我想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今天特别想讲的，以墓葬研究为例，今天我们会议的主题仍然是研究墓葬。那么想一想，这个墓葬的研究除了我刚才讲的考古学家们，我们可以对这个墓葬进行批量的分析，进行分期排年，进行地域性的特点归纳以外，一些个别的墓葬，比方说隋炀帝的墓葬，曹操的墓葬……这种个体的名人墓，我觉得呢它已经完全不必要再使用这套我们类型学的方法给它定位，但是还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比方历史学的方法，我们才能够对这两座墓葬和类似的这些考古遗存进行非常好的解读。所以从来就是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术史我们都可以并肩作战来开展墓葬研究。近年来，我特别认为，这里我要非常感谢郑岩先生，他译介了以巫鸿、汪悦进一批西方美术史界学者的著作以后，对我们考古学界，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和美术考古这个领域冲击甚大。因为他让我们至少看到了，比方说我们大家过去不太注意的其实在“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当中早已经提到的从殡到葬到祭三个阶段的划分。还有，通过他们的研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拓展了我们的思路。我们不仅看到了为死者所做的一切，还应该关怀生者和他们的关联度，比方说怎么立之于后世，这些祭祀的后人，他们跟墓葬之间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还包括像工匠、制作者，你看四川的画像石、画像砖，画像砖的制作那是带有商业性质的，这些工匠、制作者甚至包括赞助人，那么更不要说，从墓葬的形式构造，棺椁制度当中所蕴含的线条、色彩、空间，若干概念的引入，我觉得这一点是美术史带给我们考古学的很大的空间。因此我曾经让我的一个学生做一个题目，他做得不是很完美，但至少，我觉得这是受到启发给了我们这一个题目，就是你做一做汉墓它的祭祀空间的问题，这个应该说是直接来源于我们美术史带给我们新的启发。
因此，我最后几句话，我们青年沙龙今天办到了第三期，怎么办能够越办越好，王煜他刚才提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大家还可以探讨。但我觉得今天出现了一个好的气象就是说，今天不仅仅是青年在参加这个沙龙，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还有不那么年轻的，算中年甚至我们可以算老年了，比方我，比方罗二虎教授，我们可能要算作老年了，按照现今算法，姜老师和郑老师你们应该算到中年，然后我们再坐的，像耿朔、袁泉、陈长虹，包括王煜，他们要算到青年。所以现在我们老中青三代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考古学发展的时段的历练，我们再回过头去反观我们走过的路，我想将来的路应该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宽广。这就是我对这次沙龙的一个祝词。另外，最近我注意到，川大的明远考古社采访了郑岩教授。我非常感谢，两方面的感谢。第一，感谢郑岩教授百忙之中能够接待川大的这几个年轻人，讲得多好啊，建议大家一定要读一读;第二，也感谢明古社的这几位年轻的我们的同学，你们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理念，我相信你们会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生力军。谢谢各位!
（原文载于微信公众号“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2016-10-02）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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