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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选择“一带一路”上的中国瓷器贸易作为讨论主题，希望能通过概述在当年海陆丝绸之路两条道上所发生的，有关中国瓷器贸易而带来的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让我们重新确定中国的物质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占有的位置和所处的坐标。当年一带一路的贸易中不仅有茶叶、香料、丝绸、还有陶瓷贸易，但前者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处被人消费使用而难以留下踪迹。只有瓷器，不仅历时长在，还被永远保存在博物馆和家族的传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发挥着长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现的世界贸易造成了艺术图象和造型的普世性冲击，让我们看到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图像的不断相互影响及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另外，瓷器还是一种敏感度极高的人与事物之间的测压计，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来得敏感。因为它记录了来自种种面向的冲击，包括传统艺术手法、国际贸易、工业发展、政治纷扰、精英阶层思想、仪式礼俗和文化接触等等。这样的讨论让我们有机会来回顾：一带一路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并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看到我们通往未来的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 ; 陶瓷贸易 ; 印度洋地理大发现
一、中国瓷器贸易的世界话语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让在遥远过去由于贸易，在海上和陆地上产生的丝绸之路开始受到关注。实际上在这条路上被贩运和销售的不仅有丝绸，还有茶叶、瓷器、漆器等许多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当时的中国制品具有世界公认的优越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曾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但今天的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这段历史的荣光，还忘记了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农业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蓝色”的海洋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
为此，本文选择“一带一路”上的中国陶瓷贸易作为主题，希望能通过讨论当年在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上所发生的，有关中国陶瓷贸易而带来的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让我们重新确定中国的物质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所占有的位置和所处的坐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从东汉开始中国的瓷器走下成熟，在唐代被销售到世界各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始终居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全世界最受喜爱、羡慕、也是最被广泛模仿的产品。其成为一大物质媒介，跨越遥远的距离，促成了许多不同文化间艺术象征、主题、图案的同化与传播。但是有关这样的历史却并没有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即使关注也很少从更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的讨论。正如罗伯特·芬雷所说，瓷器是一种敏感度极高的人与事物之间的测压计，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来得敏感。因为它记录了来自种种面向的冲击，包括传统艺术手法、国际贸易、工业发展、政治纷扰、精英阶层思想、仪式礼俗和文化接触等。
在国际学术界，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史越来越受到关注，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所写的“甜与权利”，关注的就是糖的贸易及生产是如何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其已经成为一本世界名著被人们所阅读。而陶瓷所能牵连出的内容会更多，因为，其不仅是一种“物”，还是一种被抽象提炼和象征隐喻的符号载体，这一器物远比其他的物质产品更接近文化和艺术的境界。而且其文化功能繁多，如其是想象力的运用、传统习俗的体现、社群意识认同的陈述、社会凝聚力的彰显、身份地位的载体、自我物象化的呈现，社会价值的具体表达等等。因此，讨论中国陶瓷贸易所带来的世界性文化冲击，可为世界文化和艺术史的书写提供极具启发性的种种思考。
瓷器还有一项特殊之处，丝绸之路上的茶叶、香料、丝绸，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处被人消费使用而难以留下踪迹。只有陶瓷，不仅历时长在，还被永远保存在博物馆和家族的传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发挥着长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现的世界贸易造成了艺术图象和造型的普世性冲击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图像的不断相互影响及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如取自中国瓷器的中国艺术母题与图案，被远方社会接纳拥抱、重新组合、另加诠释，成为其他商品上面的装饰，然后作为异国风情再送回它们当初所来之处。另一方面中国陶瓷工匠经常改造异国图饰，用于自家产品，然后又由商人运送出口，使之归返几代以前这些图案的原产地。因此某一受到中国影响的纹饰版本，传到半个世界之外，被当地艺匠模仿，后者却浑然不知这项曾经给予中国灵感、而自己正在继而仿效的异国文化，其实始于自家祖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文明的再生产，实际上是在相互获取学习资源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的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样的情景不仅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历史上。但过去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因为过于强调在本土国家的框架内理解问题，很少做这样的跨文化的研究，也很少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但这正是笔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另外，受进化论的影响，西方史学家们基于文艺复兴以后，对世界变局的片面认识，认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其他地区则处于“停滞状态”。这也影响到了国际学界以多元互动的视野来看待这一欧美以外的全球贸易历史，当然，近年这一研究现象已在改变，一些欧美史学者们也在将视野投向这些非西方的世界，试图以此为目标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面貌。
作为中国学者更应该主动关注这一研究，以重新定位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在世界历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地理大发现的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中国仍然是世界的领跑者，甚至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榜样之国。本着如此的目标，本文试图探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年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是如何在与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的陶瓷贸易网络”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另外，15世纪以后，由欧美主导的“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陶瓷贸易网络”是如何形成的，而且在这样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跨越远距的商业交换活动中是如何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并构成为一系列交迭互动的多重经济体，一个极其复杂的交易网络。在这样复杂的网络中，中国的陶瓷贸易将欧亚大陆的极大部分串连在一起，最后又借由欧洲链接了美洲大陆，由此，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关键枢纽和带动这个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当然，这一发动机到18世纪以后逐步熄火，到今天，中国启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还能让中国这一发动机重新点燃火花吗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漕运的开通后的中国水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在东汉成熟时期也许就开始了，但真正形成一定规模，遍及亚非大陆，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只有到了唐代，中国的漕运才得以完善，并日趋发达，才能使这些瓷器得以大批量的运送沿海的港口，再由各港口运送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
中国的漕运的发达，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引黄河通淮水，通过漕运将江淮粮秣物资到京师。到唐肃宗时，又使长江-邗沟（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汴河（古运河的一段）-黄河及黄河-渭水三个交汇处转运仓的建设有所加强，并形成“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的场面。
唐代的水上运输发达，促成了造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造船业之盛，为全国之最。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则用樟树、杉树或柯树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内河船及海洋船两类。海洋船方面，唐代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丽。另一方面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各行各业可及的市场，因水运而扩大，此为陆运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当时的中国各瓷区，之所以能利用大量生产的技术，正是因为借由“比起尼罗河、恒河，甚至两者加起来更广的内陆航道”，使中国的瓷器得以以运销遍及各地的市场。明时期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利玛窦宣称，搭乘船舶来往，是中国一大奇妙景观：“天然河川、人工运河，这个国家的水道如此密布交错，几乎可以乘船前往任何地方。”而这一切都是在隋唐时就打下的漕运基础。
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制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窑口巩县窑，其位置正处于洛水与黄河交汇的洛汭地带，这里曾是沟通北方大半个中国的漕运枢纽。这里溯洛水向西可达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顺黄河东去，可抵郑州、开封，转入大运河向北直通华北大平原，由天津到朝鲜、日本；向南直达当时重要港埠、国内国际商贸城市扬州；再顺长江东去，可直航海外达东亚、南亚与中东地区。陆上，从巩县窑址向西南，经轩辕关即达唐代大都会东都洛阳，洛阳当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成为巩县窑产品陆上输往西域和欧洲的重要通道。还有当时的长沙窑生产的釉下彩瓷器远销亚非不同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处于湘江附近，其产品从湘江到洞庭湖，然后达长江进入海外。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越窑，更是属于明州地区，明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这种便利的水运交通，让中国的瓷器通过国内的人工及河流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到达内海然后穿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走向欧亚非大陆。当然，唐代除水运之外，尚有陆运，但作为易碎的瓷器，水运自然要安全便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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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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