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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众消费与物质文化研究
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的丹尼尔·米勒无疑是当代英国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消费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他把物质文化研究看做是一个整体领域，需要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物品和人之间的关系。米勒把物质文化研究定义为“通过人们所建造的物质世界的材料，来研究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28]他1987年出版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对物质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把它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大众消费研究。该书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对象化理论、物质文化和大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米勒批判了黑格尔以来的主客二分的对象化理论，认为二元对立的思维把个体看做是不受客观物质影响的独立的实体。他运用人类学的过程理论把对象化看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认为“人的主体不能脱离物质世界来理解，正是在物质的世界中，人的主体意识才得以建构起来”。[29]在米勒看来，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建构的，人们通过对物品的物质性、空间性和可解释性的操控积极地介入了自我认同的过程。他特别关注文化的“对象化”实践，认为这是人类发展和外部形式之间的根本性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形成的过程，因此，不能把它简化为主体和客体两个独立的部分。[30]米勒对物质文化的思考主要关注“物质的社会性意义”，他着重思考物质的交流维度而不是语言和符号的维度，主张把物质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研究，对物质的形式和风格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这种物质文化研究与语言学模式不同，因为“物品的物理特征使其比语言更难脱离其运作的特定社会语境”。这种社会语境不是静止的，而是由对象化的过程所建构的。[31]
关于大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米勒把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的思想整合起来，用社会学的实践理论来改造人类学理论。他对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理论把实物变成像文本一样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关于文化的理论存在许多缺点，“它们将文化当做一个物体，如艺术本身，而不是把它看做是一种关系，通过这些关系，物品作为社会形式而构成”。他主张把文化看做“是一个进程，并且从来没有降低到要么是客观的形式、要么是主观的形式。因此，评价始终是一个动态关系”。[32]他把研究的焦点放在物品的消费上，指出商品的物质性是消费者使用和处理商品方式的关键。他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创了一种人类学的消费理论。米勒认为现代消费能够“产生出一种非异化的文化”，[33]换句话说，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来创造其周围的物质环境时，不断地把商品转换成物品，并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这些物品，他们也积极地参与了物质分配的过程，在此环境中，他们能够表达和体验特殊的自我形象。他说：“作为文化驱动力的艺术品的权威性，不是来自它们与一些历史的风格或者制造过程的关系，换句话说，其本身并没有真实与虚假之分，而是来自它们积极地参与社会的自我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们直接构建了我们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34]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应只对大众工业文化的批判，而要看到大众消费所带来另一种积极的潜能，这种潜能存在于工业文化的语境中，[35]并再生产和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米勒认为，从研究物质文化的分类转向一种新的物质文化消费研究是现代人类学的转型，因为它把人类学的观念延伸到了现代社会对真实物品的研究。[36]《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所提倡的新的消费人类学，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物质文化研究，物质文化转向成为了现实，并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文化研究的高潮。[37]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毫无疑问是英国物质文化研究的重镇，这里有一批物质文化研究的学者，出版了许多研究成果。他们开设物质文化课程，招收物质文化研究的学生，并于1996年创办了物质文化研究的专刊《物质文化杂志》。我们从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网站关于物质文化研究的描述可以看到，物质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和主要研究领域：
物质文化相信：我们生活在、穿行于一个物质材料的世界，从独木舟到水稻田，从城市到牛仔裤。我们认为人们的习惯、饮食与会面的方式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部分来自于他们所生长的物质环境，来自于房屋空间中所存在的日常规律，或者来自于他们所期望的着装方式。这与他们发展对于世界和政治的价值观、道德信仰同样的重要。因此，我们关注物质文化塑造人的方式，关注人们的造物，包括人们创造性地为自己所创造的不同世界，就像关注技术与实践对人们的塑造方式一样。物质文化对社会人类学的补充作用在于：更多强调创造与使用物品的日常世界中所发生的各种斗争，而较少关注人的社会关系，诸如亲属关系。这种研究也导向对于由视觉人类学、大众消费货物，以及大众媒体与艺术所构成的表达性的文化媒体的关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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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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