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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是汉代的一种官署，上属“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的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是一个典型的御用部门。乐府之负责人为少府辖下的十六令丞之一。这个机关的任务是采集民歌，整理配乐，同时也为某些文人的作品配乐，形成艺术歌曲，以供皇室享用。经过他们加工的诗，称为“歌诗”，亦通称乐府诗，又往往简称为乐府。
西汉时代还有一个管理音乐文学的机关，称为“太乐”，太乐令隶属于“掌宗庙礼仪”的太常。郊庙之乐是正规祭祀时演唱给神灵和祖先听的，带有很强的礼仪性，所以一定要严肃、高雅;而少府所属的乐府是为当今皇上服务的，由这里提供的作品不妨以至必须带有更多的娱乐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代前期统治者的心态，他们对古老的音乐虽然相当尊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欣赏的是流行的近俗的东西。这种分别用两手抓的态度，对中国音乐和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
乐府过去一般认为是汉武帝搞起来的，其实它的组织体制可以上溯到秦朝。1977年秦始皇陵附近出土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有“乐府”二字，少府原是秦官，见于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杜佑《通典·职官》亦称秦汉少府属官“并有乐府令、丞”。
汉代乐府的工作方式与汉高祖刘邦的关系很大。刘邦出身于社会下层，对于民间的歌舞十分欣赏，《晋书·乐志》说：“汉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今湖南、重庆、四川一带的古少数民族)以从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组织专业的音乐人才来学习民间的特别是少数民族民间的歌舞曲，而不管其原来的歌辞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头。此后乐府的工作，始终与吸收少数民族的音乐歌舞结不解之缘。
汉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政权以后，刘邦在文学艺术方面抓了几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让叔孙通等人依秦乐改编和创作了《宗庙乐》《昭容乐》《礼容乐》，这些庙堂音乐属于所谓雅乐，尽管汉初的这种雅乐其实并不怎么古老，但到底也是有传统依据的东西，可以借以表明新建的政权具有合于法统的权威性。二是让唐山夫人用楚声写了《房中祠乐》，此举表明汉代音乐文化与楚地深刻的联系;三是在舞蹈方面新创一种，改编两种：“《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汉书·礼乐志》)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创新，用艺术形式肯定并歌颂新兴的大汉王朝。
至于更古老的雅乐，这时已经失传了。汉初有一位乐家制氏，曾捧出秦以前的“雅声”来，但连他自己也已经“但能纪其铿鎗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未被采用。事实上中国的“雅乐”以及其他被认为是雅的东西，往往仅因其历史相当悠久，它本身原来很可能其实也是俗的东西，但资格一老，就成为雅的了。
刘邦还亲自组织了汉王朝最早的音乐歌舞班子，这恐怕就是后来“乐府”的雏形。《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诸儿皆和习之。”这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大型演唱由刘邦一人主唱，众人和之，用打击乐安排节奏，这正是南方民间演唱歌曲的最常见形式。宋玉《对楚王问》有云：“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百人。”在这里“客”是主唱，国中有多少不等的人属而和之。后来乐府中的所谓“相和歌”也正是这么一个唱法，只不过属而和之者是有组织的，并且以器乐来伴奏。
上述一百二十人的唱诗班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班子，到惠帝时变成了固定的班子，《高祖本纪》继续写道：“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这样就有了固定的编制。汉代的“乐府”正是在这一编制的基础上形成的，《史记·乐书》说：“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加，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这里提到“乐府”，可知在惠帝时已经很明确地有这么一个机构了。由于当时“大汉初定，日不暇接”(班固《两都赋·序》)，早期乐府做的事情不是太多，主要只有以下几件：惠帝时为《房中祠乐》配上了器乐，更名为《安世乐》;文帝时新创了《四时舞》，“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汉书·礼乐志》)，为政治上的稳定服务;景帝时对《武德舞》作了若干加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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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6年8月3日15版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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