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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氏族谱记录重要联姻的“盛事”一门中，与西营刘氏联姻并不占很大比例，可见庄氏一族并不认为庄刘联姻在姻亲关系中有什么特殊地位。庄氏家族人丁兴旺，雍正年间男丁数已过千，嘉庆年间更是达到千五有余，因此婚姻关系也极为复杂。在常州，庄氏多适配吴氏、龚氏、钱氏、卓氏、刘氏、董氏、卜氏、白氏、汤氏等望族，如计入庄氏全部分支，这些家族中不少都可说是与庄氏“世代联姻”。由于庄氏人口众多，甚至外地望族如宜兴储氏、丹阳荆氏也能够说与庄氏有“世代联姻”的关系。
书中所强调的庄氏族学对庄氏后代的决定性影响也值得推敲。事实上，所谓族学也就是义塾，很大程度上提供的是基础教育，能否对宗族子弟乃至外族成员的成才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是颇为可疑的。就庄氏家族成员的自述来看，举业成功者一般均由小家庭延请宗族内外名师受教。相应地，所谓宗族族产使得男性可以一心向学不问世事也有些夸大——庄氏子弟在完成举业前往往要长期充当塾师或以刻书为业，庄氏族谱中收录的《董太夫人家训》也明确指出，宗族子弟若读书不成，须习得某一技能以谋生。以庄氏第八世庄起元为例，他五岁在祖父庄宪引领下拜金堦为师，十二岁就学浙江慈溪师从裘模斋，十三岁师从叔祖庄端，十五岁师从表兄唐训，其后入龙城书院，十六岁师从陈达，十七岁师从吴之望、葛思贤，最终于四十七岁中举、五十一岁中进士，在此期间，一直以塾师、刻书为业，维持基本经济来源。
艾尔曼以洪亮吉作为庄氏族学的成功案例，忽视了洪亮吉早年生活的其他面向。其母蒋氏对他的教育作用不可小觑，如蒋氏就亲自教子读书“正句读，审音训，故礼吉(按：亮吉又名礼吉)学有原本，不一染俗师之陋”，洪亮吉也著有《外家纪事》，讲述蒋氏对自己的影响。同时，洪亮吉也曾于武进阳湖县学接受教育，并先后从学十五位塾师。可见，庄氏族学的影响有没有书中描述的那么大，是颇可怀疑的。至于说洪亮吉是“家境贫寒的贫民子弟”，更是对常州望族的误解。洪亮吉的曾祖父洪璟曾为山西大同知府。祖父洪寀入赘观庄赵氏，娶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女儿为妻，迁入常州。洪亮吉虽因祖父牵涉巨额债务、父亲早逝而家道中落，但其母蒋氏亦出身常州望族，且受过良好教育。如此家世背景，说幼年失怙经济上受影响确是事实，将之描述为“家境贫寒的贫民子弟”，那就过分夸张了。
与洪亮吉相类似的是，书中提到，庄培因之子庄述祖自称学问“皆吾祖吾父之余泽，而无一非吾母义方之教也”，其母正是来自长洲彭氏的苏州状元彭启丰之女。他在自述中说：“外家自长宁公倡明正学，父子祖孙相授受，舅氏于途次为不孝指示大略，证求真实，绝去异同门户之见，不孝从此稍知向学，不至入于下流。”正是因为这样的家庭背景，庄述祖才得以承接常州今文经学与苏州汉学两方面的传统。推而广之，今文经学传入地处江南、盛行古文经学的毗陵庄氏，与所延请的塾师是否有关，也大可挖掘。书中对庄述祖的阐释相当疏略，这是颇为遗憾的。
对母亲所起的教育作用的忽视，是本书的一个遗憾。书中虽然也提到了女性的重要性，但多着眼于外家提供的教育支持以及与外公对接的通道。江南望族中母教的重要性则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清朝江南宗族外家的影响可通过母亲本人直接传递，这在才女辈出的常州到杭州一线尤为明显，例如上文所述毗陵蒋氏女、长洲彭氏女对洪亮吉、庄述祖的早年教育。
事实上，不少士子之所以能安心读书科举或从事学术研究，并非依靠所谓族产，而是因为有经营才能出色的母亲或妻子。书中提到的张惠言家族三代夫人，都出自本地望族。惠言的祖母白氏、母亲姜氏、夫人吴氏、弟媳汤瑶卿则堪称典型。白氏曾在他人劝她让儿子学手艺谋生时说：“自吾翁而上，五世为文儒，吾夫继之，至吾子而泽斩，吾不可以见吾翁。”数代之后，吴氏在面临类似情况时也说：“吾家十数世食贫矣，然皆世儒，隳祖业不可自吾子始。”书中另一重要人物刘逢禄也受其母庄太恭影响甚大。庄太恭为庄存与之女，曾亲授其子《楚辞》《文选》与唐宋诗词古文。如果作者能对常州望族的女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会更好地反映出当时宗族的原景。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中译本舛误较多。由于本书评基于中译本，前述原书错误不排除译者误译的可能性。
例如，此书译者将庄氏始祖庄秀九误译为“庄休九”。考虑到本书初版出版于1998年，当时资料搜索便捷程度远非现在可比，庄秀九之名在不亲至常州翻阅家谱的情况下，的确难以查实，还算情有可原。但其他的错误就令人难以原谅了。
原书提到，庄秀九由镇江府金坛县(今常州市金坛区)迁入常州，而中译本误作远在四川的金堂县。作者既已指明庄氏家族已经迁入江南，加之金坛、金堂拼音不同，不应该混淆这两县。此类错误后来还一再出现，如将金匮县(今属无锡市)误译为金桂县。而庄秀九迁居常州后入赘的常州望族蒋氏，中译本也误作江氏。译者显然未曾翻查相关史料，而是根据英文直接找了自认为合适的字。“凤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作者译成“丰阳”，并旁注“音译”，又把刘京留在常州的儿子刘敬误作“刘京”、刘敬之子刘俊也误作“刘淳”。2014年版的封面还将原书英文书名中常州的拼写Ch'ang-chou改成了Chang-zhou。
在涉及核心人物庄存与的章节中，出了全书最难以理解的一处翻译错误——庄氏最辉煌时期的榜眼状元兄弟庄存与和庄培因到底谁更年长。庄存与和庄培因是亲兄弟，庄存与生于1719年，于1745年中榜眼，庄培因生于1723年，于1754年中状元。存与中榜眼后，培因曾作诗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间有宋祁。”存与为兄、培因为弟是非常明显的事实，英文原书中也列出了两兄弟的出生年份。然而，中译本对庄存与和庄培因到底孰为兄孰为弟的处理，可谓混乱不堪。如在第三章第三节即有“其兄庄培因1754年殿试”云云。同节还有“1744年他25岁时……其兄庄培因18岁(1741年)即中举人”，文本所述年份与兄弟二人的亲属关系发生了明显的矛盾，但是在短短几段之后，译者又正确译出庄存与子庄通敏“中举之速堪与其叔父培因媲美”。推测原因，大约是英文不分兄弟，一概称作brother，译者不经仔细查证而任意译成兄、弟，闹出数行之内忽兄忽弟的差错。
抛开这些错误不谈，本书最大的成功在于，出色地描绘了常州历史上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文化昌盛时期，大批的常州才子在日益困难的大环境下，既勉力谋生，同时也积极寻求挽救国家的良方。当代常州人大概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在文章中骄傲地用“吾乡”、“吾常”字眼的望族子弟在全国曾经有多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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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书评 2016-06-19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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