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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家的观念与家族结构的分析是社会学、人类学用来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必要途径。如采用家庭策略的分析视角，可将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与微观的家庭成员的行为及方式联系起来，考量家庭对社会转型的能动反映。如从社会、文化、民族、全球的视角，可以重新审视家庭、家族、亲属网络在快速变迁的当代社会中所呈现的特征，并可以将家庭策略为核心的主题，置于区域研究与全球社会、多元文化与民族发展等框架中展开讨论。
近30年以来，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家庭研究的领域中，家庭策略概念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人类学的家族研究中，一直非常重视家庭的适应性研究，而且侧重于对于弱势群体和少数族群的文化与社会适应的讨论，家庭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问题，已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常常也会是一个主动调整的过程，即更加有“策略”地来适应新的环境。家庭在很多方面，是作为“策略”的家庭而因应社会经济变动的格局。
长期以来，家庭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关注其内部的结构、特征和功能分析，二是侧重家庭与亲属网络、社区网络的关系，三是把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中，来讨论国家政策、社会制度、经济体系与它的关系。近些年，家族研究越来越成为全球化与跨国流动中的重要领域。而在这几个家庭研究的维度中，家庭策略一直是讨论的核心之一。
一、家庭策略与社会变迁
家庭策略（family strategy）这一概念，顾名思义是强调家庭本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其应对复杂多元化社会中的调整与适应，并对家庭的运行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安排。在国外家族历史的研究中，对于家庭策略较早做出解释的是Anderson，他在40多年前就强调，“如果我们要理解亲属关系模式中的多样性及其变化，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有意识地明确认识，维持一种亲属关系模式的家庭成员有无获得利益”。当然这是一个偏重于功利取向的思考。
而社会学家布迪厄很早就强调，在以家族、氏族、部族等血缘为基础的群体中，为自己群体的生存和延续，发展出很多策略。这些策略一方面在维持继承的权利和特权，或为了扩大传承到下一代，集团整体会采用生物学的再生产诸策略。他具体举出了结婚策略、教育策略、育儿策略和继承策略等。在他看来，结婚策略是确保家系的再生产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这是最直接的角色，而教育策略是以家庭内的文化资本的继承为目的。而布迪厄的民族志研究，正是围绕着婚姻来讨论家庭策略的。
此外，在家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家庭策略的概念应用得也较多。如Hareven的研究强调，亲属形成了工业化初期，为工厂提供劳动力的网络和重要互助关系的基础，家庭和亲属，对于个人在工业化初期没有任何可依赖的保障情况下，发挥着重要的资源储备功能。特别是个人的人生轨迹转变时，家庭的经济策略和相互依存性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实家庭的安排，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涉及家族研究的有两个思考框架。一是认为，“家庭”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不同的地域文化有着不同的家庭特征；其二，“家庭”本身的概念是所处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以此来回应欧洲中心主义的家庭观念，突出不同文化家庭类型的多样性都有其合理性。不过随着工业化、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上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家族观念受到很大挑战。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社会变迁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50~60年代，William JGoode的《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和Smelsersi的《产业革命中的社会变迁》两部巨著，把家庭和社会变迁相互关系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两本书向正统的现代化论所提出的，由父系大家长制的模式向平等核心家庭过渡这样单一历史轨迹的思想进行了挑战。Goode非常强调现代化如何影响家庭生活。他认为，现代化导致家庭生活从垂直家庭(vertical family)以及延伸的亲属关系(extended kinship)的义务转移，趋向夫妇间结合关系的优先。在Goode的理论中，强调夫妻关系(conjugal bond)与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由此也就导致了包括削弱亲属关系纽带和义务的父系特性，子女将愈发被平等地对待，并且他们越来越被认为对家庭有同等的价值。这一过度强调工业化与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观点，忽略了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延续特点。其实，很多社会文化的惯习，对于家庭策略的选择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像Goode把家庭和社会变迁的模式仅作为单一方向变迁的理论，以传统和现代二分法来理解家庭的存在的确有着很多问题。之后一些学者的研究，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联系性。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传统是永恒的主题之一。如斯坦塞（Judith stacey）对中国传统的农民家族经济和价值观及社会结构变化和关系模式进行了详细研究，并通过对近代欧洲女性、工作、家族的研究确认，即使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传统的家庭价值和行为方式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保留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进行，农民家庭在新的环境中，为了达成家庭经济传统的目的而考虑新的“策略”。如孔迈隆20世纪60年代对台湾南部客家农村的家族研究中，发现“烟寮”的农民大部分维持着大而复杂的家庭。他认为，因为在烟草的耕作中，按照季节集中地投入劳动力是很有必要的，最经济、最好地确保这种劳动力的方法就是维持大家庭。此外，儿子们职业多样化也是维持着大家庭的原因。因此孔迈隆在考察家庭时，把共同的家庭经济视为决定性要素，和居住地是否是暂时的或长期的没有关系。即只要家计是共同的，而实际上即便分居的人们，却还是一个家。而家计的分裂才是家庭的分裂。
孔迈隆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的原因来进行分析的，很多批评者认为他的研究有些片面。事实上为了理解为什么如此强调大家庭结构背后的经济合理性，就必须把他的研究置于中国研究中儒教家族的历史脉络中予以考察。即大家庭的维持，也有文化的惯性。
正如斯坦塞所言，家庭战略在理论上不应该划分为文化的立场和经济的立场。事实上也不能分开。在“烟寮”，大的家庭适应烟草的栽培和多维经营的经济战略，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判断，相反也是成立的。他还认为，孔迈隆的研究事实上想证明，属于所有社会阶级的中国父系家长制，非常有效地利用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实现扩大家庭的生活是可能的事，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中，家庭和经济本身是不可分割的。
综上而言，家庭策略是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动的主体，讨论家庭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主动应对的策略。相比其他的讨论框架，家庭策略的分析视角将宏观的社会变迁过程与微观的家庭成员行为及方式联系起来，考察家庭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反映。在此基础上，将对家庭的观察和分析放在一个动态的背景中，从社会—文化情景的角度，动态地观察家庭和家庭成员行为变化的细微，家庭策略因而成为研究家庭的能动性和变化的特殊性的分析工具。面对全球社会进一步被“跨界”的商品和人口流动所穿越的事实，在区域社会中寻求多元文化共生之道，建立人类心态的共同秩序，依然要从家庭出发，特别是以家庭策略的视角来拓展研究路径。今天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重新讨论家庭、家族等问题的时候，笔者认为，家庭策略的概念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多年来，笔者在很多城市、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和反思，都离不开对家庭的研究，其中家庭成员主动作出的适应性调整，实际上是把家庭伦理、社会继替等概念与复杂的、动态的社会转型联系起来，为我们重新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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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之滇 《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
【本文责编：商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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