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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淳朴平和
畲族坚韧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又交织着淳朴善良、温和热情的另一面。有关畲族民风之纯朴，性格之温良，史料不乏记载。清初《瑶民纪略》曰：“家人口高口高，妇子嘻嘻，各食其力亦无阋墙御侮之事。其风朴陋，大率畏葸而多惧，望见衣冠人至，其家辄惊窜。入市贸布易丝，率俯首不敢睥睨，亦有老死不入城廓者，噫嘻是殆。所谓山野自足，于世无求，与人无争者欤!”[21]道光《建阳县志》载：“自汉元封迄今凡二千年，犹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性甚驯，不至如楚粤之僮瑶好乱喜杀，以自戕种类，大祗食贫作苦。闻见囿于深山穷谷之中，虽与汉人交接历有年所，仍安朴陋，不稍染浇诈之习。”[22]同治《景宁县志》云：“畲民……畏官法，鲜犯科。”[23]光绪《福安县志》亦书：“畲民……性多淳朴”[24]民国年间史图博以一个西方人类学者的眼光对景宁敕木山畲族的民族性格有过详尽而又客观的评价：“据景宁县长说，畲民一般是爱好和平的。他们被某些汉人说成有些粗暴，这种看法恐怕得归因于以下事实：有人认为畲民是低一等的民族，有时候还要让他们感觉到这一点。某些人把他们叫做畲客或畲客牯，或把妇女叫做畲客婆时，畲民格外生气。于是他们开始骂人了，也许终于动起武来了。我们在畲民那里逗留期间，对于他们的性格得到一个极好的印象。他们总是非常好客、亲切有礼貌，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争吵，他们既不纠缠不休，更不唯利是图，也不好奇，而是胆怯的、缄默的，是一个和平的、谦虚的民族。他们从事艰苦的劳动，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25]三十年代王虞辅在浙南平阳畲区调查是这样评价畲民之淳朴的：“畲民秉性，诚实浑厚，与汉人交易，分文必偿，与人约，必实践，其待宾客，切实淳厚，则无虚伪之客套。商店以其不失约，不短欠，认为好主顾;地主以其不抗租，不欠粮，引为好佃农。”[26]
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因饥贫而导致人性的幡然异化的事例比比皆是，诸如汉代晁错所言：“民贫，则奸邪生”[27];《汉书》云：“饥寒切身，不顾廉耻”[28];《晋书》亦曰：“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29]然而无论是处于游耕还是定耕的畲民，在与贫寒和疾苦斗争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人性的善良和族群的尊严。他们在族群社会地位被严重边缘化、族群生态资源严重劣势的大背景下，又处于“山高皇帝远”的大山深处，并没有蜕变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惶恐的“深山刁民”，相反却秩序井然，“人人自有羲皇律，不识官司与法台。”[30]他们家族内部和睦谦让，族群内部凝聚互助、相濡以沫。甚至因对汉族官绅的恐惧而自动躲避，畲族性格之淳朴可见一斑。
但个别文献也有关于畲族民风剽悍的记载，例如明代《惠州府志》认为广东畲民“喜仇杀，轻死急之，则易动”[31]同治《广东通志》曰：“畲，岭海随在皆有之，……衣服言语渐同齐民，然性甚狡黠，每田熟报税，与里胥为奸，里胥亦依凭之。”[32]光绪初年的《江西通志》引述过去文献云：“当五岭最东为交广襟喉，地多瘴，与畲人杂居，颇受其害。……輋人附居，多射猎为食，傲很无偿，尚谲诈喜争斗”[33]
对畲族民族性格的描述为什么会发生两种迥然不同、相互抵牾的记载呢?这大概应该从时空的流变、历史背景的变迁、文献记载者的主位立场等几个层面来理解。事实上，畲族民风剽悍的一面应该是一种涉及具体场景的较久远的记忆，从时间上，可以上溯至唐代的“蛮僚啸乱”，从空间上可以聚焦于畲族先民的大本营闽——粤赣交界处。唐总章二年(669年)，唐高宗为了“靖边方”派陈政父子率军入闽，当唐王朝封建政权的触角伸向畲族先民聚居区这片莽莽群山时，畲族先民栖息地的宁静被彻底打破，为保卫乡土，以雷万兴、苗自成、蓝奉高及其后继者等为代表的畲族起义军与唐朝军队间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对抗，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年)起义失败。此外福建畲军还多次起兵抗元。历代封建统治者站在长治久安和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保持着对闽粤赣交界处的所谓蛮僚桀骜不驯的历史记忆;此外也不排除在闽粤赣交界处的千山万壑处中由于地主豪强的巧取豪夺、生态资源的竞争激烈等因素，在天灾人祸时发生饥民起而反抗的事例，因而有些封建官员从“边患不靖、祸患不已”的视角以及过去所谓畲蛮剽悍的记忆，将这些骚乱笼统地全部嫁接于畲民;另外，有些记载不一定是作者的亲身经验，而是照搬前人过去的刻板印象，如前面所引的《江西通志》就是如此，作者也不外乎存有刻意渲染赣畲的“暴逆”，间接地为“平叛英雄”王守仁歌功颂德之嫌。再者，闽粤赣交界处由于地形的复杂必然伴随着族群关系和族群演变的复杂性，因而那些所谓喜仇杀、性格狡黠的“蛮僚”不一定是真正的畲族。当然历史上也的确存在着所谓畲族“铤而走险”、反叛官府的举动，那是因为畲民不堪重负而被迫反抗，正如比较客观、清正的宋代官员刘克庄等人所言：“贵家辟产，稍侵其疆，毫干诛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腊蜜、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掠省地，壬戍腊也。……每祸事必有所激，非其本心。”[34]可见，即算奋起反抗之畲族，其“本心”也并非剽悍桀骜。
总之，明清至民国时期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地理分布格局中和族群生存地位边缘化遭遇下的畲民，除了受到侮辱、伤及民族自尊时才会与人发生争执，而一般情况下总是“淳淳闷闷，有太古遗风”。不庸讳言，由于封建性的民族歧视，畲民之淳朴也有过犹不及之处。他们将对汉族官绅的恐惧感泛化到一般民族交往中，以至于“老死不入城廓者” 、“于世无求”、“与人无争”，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族群封闭心态”。这抑或是因为畲族从游耕农业彻底转向了定耕农业，进入畲民家族化时代，受华夏衣冠文明的辐射，但又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族群劣势，因而历史上畲族反抗的棱角被彻底磨平所使然。至于清代闽南畲族的族际械斗之风，则为特殊个案。在清代闽南漳浦县湖西畲族乡的“新城”是一个沐浴皇恩、战功显赫的蓝廷珍家族的聚居地，由于蓝氏家族实力强大与当地“诒安城”黄氏大家族旗鼓相当，为抢占上风，经常发生蓝、黄两族刀光剑影般的族际械斗或蓝姓内部腥风血雨般的族内仇杀[35]。由于闽南畲族集中居住，家族庞大，从文化表征和族群心里来看，已完全溶入汉文化，因而闽南畲族械斗剽悍之风并不能代表广大山区畲民的民族性格，与其说这是畲族民族性格的变异，还不如说与中国传统汉人家族械斗之风一脉相承，抑或多少残存一点畲族远古先民“固悍性”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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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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