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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来了照相的》这本书是对豫鲁苏皖四省交界23县24位照相师傅的访谈录。作者王勇的访谈工作起于2011年年中，截止到2014年年初。访谈地点包括河南兰考、民权、睢县、永城、柘城、周口、商丘;山东曹县、成武、单县、鄄城;江苏丰县、沛县、泗洪;安徽亳州、砀山、利辛、灵璧、蒙城、濉溪、涡阳、萧县，还有北京等地。本书主要呈现的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中部地区民间影像文化蔚为壮观的景象。无疑，这是现代影像文化生态中十分重要而又一直被忽视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些民间影像的生成机制、内容形态、评价认知、流布结局等现象构成了我们影像文化的底色。
从这些影像的拍摄、制作者——照相师傅的角度，通过访谈、物证，如此密集地呈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地域影像文化，特别是民间影像文化状况，弥足珍贵。但这又是一件紧迫的事情，耽搁不得，一切都要与时间赛跑，无论是面对那些日渐衰老的师傅们，还是面对即将拆除的旧日地标建筑老照相馆，抑或那些即将被送入废品收购站的老照相馆物件。在这一带，民间有不留陌生人相片甚至烧掉家庭过世成员相片的习俗，所以很多东西就这样流失了。只要你开始思考、做事，恐怕马上就会意识到要与时间赛跑，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这些被访谈者中有一些人生活在县城，也有一些人生活在乡镇。他们大多是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国营照相馆中的一员，和理发、旅店、洗浴及饭店的员工一道，被称为服务业人员。其间甚至有当地第一代照相师傅，当年他们身背外拍机、背景布，骑着自行车在乡间穿行的形象，早已成为20世纪下半叶乡村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在流动人口稀少的乡村，照相术本身依然拥有的神秘仪式感，以及相伴而来对拍照结果近乎神圣的热切期待，都已随着社会的开放、摄影术的普及而成为考古式的乡野传说。对于阅读这些访谈的年轻读者，无论是生活在城里还是乡下，或许都难以感受到父辈们亲历的这一情形。
书中还记述了新世纪以降奔波于乡村的中年一代照相师傅，作为逝去生活场景的延续，旧时的自行车已改为箱式卡车，除了照相机、背景布外，还带上了孔雀、小马、驼羊，各色道具，当然也包括烧锅做饭的家当，阵势看起来更像马戏班子，照相反倒成了副业似的。当年那些照相师傅，多少有些像精明的小商贩或流浪艺人，只有制造出热闹的声势才能生存。
书中这些看似细碎、无序甚至缺乏连贯叙事的对话，却细密地拼贴出这一区域有关摄影术的历史、地理想象来。好在常年从事服务业，接待过八方来客，每一位师傅都能说会道，语言生动有趣。在那些依稀出现略带夸张、表演的职业性语调里，历史的细节总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来。1949年开始至“文革”之前，这一地区一些年轻的照相师傅被分别送到上海的王开照相馆和北京的中国照相馆学习技术，广州的照相师傅来到郑州、洛阳开设照相馆，而县城的师傅们又来到这些地方学习他们的技艺;徐州附近的师傅们聚集在此，听上海、南京来的师傅们传经授艺……所有这些外来的种子，会在这片土地上结出什么果实呢?还有，那些照相师傅们只言片语叙述的历史事件，因其亲历者、观察者的身份，格外引人注目。
无疑，这些照相师傅是塑造乡村影像文化形态——包括美学趣味、照相体态、景观想象的主体。特定历史时期内，大量的乡村人，包括县城人的视觉形象正是经由他们来创造的。一些人讥之为土得掉渣，另一些人则为其乡土特色欢欣不已，但更多的人在其间寻到了无尽的乡愁，淡淡的，幽幽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特别是在社会流动加速、城镇化浪潮无可避免的背景下，那份依凭影像存留的乡村记忆更加弥足珍贵。多年来，这些影像只是在民间流传，自生自灭，难以进入官方叙事渠道，也不被大多数拥有者认知、珍视。但总体说来，这些影像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特质，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特质不只是美学意义上的，同时更是记录意义上的，成为考察这一时期本地区乡村、城镇文化重要的、直观的文本。至于这些影像的特质是什么，如何界定，相信阅读此书的读者，包括聪明的研究者自有判定。
（《村里来了照相的》：王勇著；中国摄影出版社2014年出版。此文为该书序言，编发时有删节。）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众号2016年4月19日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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