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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永逸以其论文集《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15]，立足于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都市民俗学，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热潮中为曲艺等来自乡土的生活内容点燃起一盏满含乡愁的暖灯。作者撇开堆积的技艺史、文学史考辨，掀开相声、二人转的升降浮沉背后，艺人与观众生活肌理和社会文化心态的变迁，直陈在政治捆绑有所松动之后的商业化对曲艺的生存形式的腐蚀篡改，80年代后民间曲艺复兴的表象背后是权力、资本、知识群体的合谋。作者坚定地眷恋着从前“演者与观众平起平坐、相依为命、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生活方式”，重温着天桥等熙熙攘攘，闲闲散散的“反结构社场”(第59页)的整体感觉，赞叹着那些令人得以怀着不涉功利的沉着心性，在急促辗转的文明之外开辟出细腻文化的闲暇时光。此书不仅收录作者近年来学术论文和评论，更在多篇文章末尾附上附记，记述与该论文相关的见闻、经历和感触。“什么该被遗忘?什么该被记忆和坚持?”(第193页)在急功近利、波谲云诡的现实中，我们应如何生活?这些是作者始终追问的问题。田野观察、学术精思与生命体验交融互现，益可见作者的淳真性情。作者的学术札记《忧郁的民俗学》亦于2014出版，一个民俗学人的批判锋芒、灼灼洞见和款款深情奔涌字间，是近两年来最为可读可叹的好书之一。
三、问题·方法·视野
说唱艺术因其集表演性、即时性、民间性、文学性等诸多特性于一身，注定了相关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点。来自文学、曲艺学、民俗学的持续投入和史学的积极参与，为说唱艺术的研究打开了多种渠道和可能;然而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分野，却似乎使视野的开阔度和丰富程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辖制，看似多元繁荣的研究实则充满了矛盾和危机。
长期以来，关于说唱艺术的文学研究专注于书面文本，对文本的历史语境、表演形式、群体组织、传播影响关注不够，因而对研究对象在具体历史中的真实面貌与影响缺乏认识;社会史研究充分关注后者，曲艺学强调艺术形式的流变，却又时常忽略文本研究的重要性，罔顾评弹文本自身的内容肌理及其与外在艺术形式和历史社会的血肉关联。说唱文学文本内容、文艺形式、社会形态的研究似已一分为三，泾渭分明，令说唱文学研究形成多元多声，却各说各话，众声喧哗互不入耳反有渐行渐远之势。说唱艺术的多重属性对研究者提出的期待并非肢解或肢解后的兼顾，而是基于还原性的理解所进行的生发性阐释。对研究可能性的不懈探索，不应掩盖或牺牲对研究对象各侧面进行整体性综合性把握的努力。岳永逸、吴文科、张盛满等在综合性视野中灵活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令历史判断与价值诉求得到更加清晰的阐释，可见视野的开阔并不意味着方法的解散或混乱，方法的一元或多元化皆非最终的诉求所在，打开视野旨在因地制宜，对关键性根本性的问题发问并进行解答。
尽管说唱艺术吸引着多个学科的参与，但许多研究却都存在着重史轻论的弊病，这一方面是由于历来的重视不够，研究基础薄弱，基本材料缺失，关于作者、版本、曲种、场域的大量基本问题需要爬梳清理。但另一方面，说唱文学研究一直致力于对某曲种或曲艺史进行历史流变的梳理，成果难免重复，推进却仍然有限。说唱文学研究似乎正面临着某种困境：向内无力对说唱文学思想美学上的特质进行提炼和阐释，向外不能以见所学参与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哲学史相关问题的探索争论，向前无法考证廓清历史疑团，向后对当下中国现实问题与曲艺实践缺乏关注和反思。
近年来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大热，几乎成为后结构/解构思潮之后史学最明朗的出路，影响之大不可小觑。资料的丰富鲜活是社会史研究的特色，然而研究也容易出现多历史材料铺陈，缺少在大量掌握并精确解读史料的基础之上形成精到史识，草率成论的问题。社会史“向下”的“目光”应避免理念先行和精英式想象，也要避免沦陷在大量的感性材料中不可自拔。“所谓‘生活世界’，唯有在一种超越性的、总体性的想象中，它才可以被‘说’出来。这绝不意味着将它概念化，而是以概念的方式去使感受、经验、体认凝聚成形，以‘知’的方式体察‘不知’。”[16]“深描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重估自我”[17]，学术著作对他者的充分理解和理性审视，往往也伴随着艰苦深度的自识自省，对历史的反复沉思和多方叩问，而非人云亦云，以大批的细碎史料为既定史论作注脚。
新文化史的崛起为评弹研究提供了重新浮出历史的地表的机会，令评弹在近代中国发展转变的状貌和原因得到相当的重视和认识，善莫大焉。但在近年来重视区域研究的大趋势下，说唱文学研究在地域和曲种上的不平衡愈加明显，不同地域、曲种之间的壁垒屏障也更加分明。弹词研究虽仍不充分，在各曲种之中亦可算是独领风骚。其他活跃于扬州、江西、北京、天津，四川、福建、广州等各地，形式各异而又互传共通的诸多曲艺形式，或有零星的相关成果，但总体说来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说唱文学研究地域的不平衡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存在倾斜自是难免也未尝不可，但不可否认宏观视野和比较意识的具备与否，影响着对研究对象全貌和特质的把握，左右着区域研究的水平和价值。好的微观史研究应可知微见著，好的地域研究也绝不意味着将眼光限于一隅。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虽以成都为题，却为研究清末民初的地方控制、曲艺娱乐与民众生活提供了诸多精辟的洞见。该书翔实的史料，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及在大问题的观照下对史料的精剖细捋巧妙运用，均堪称社会史研究典范。
课题项目、学位论文是当下中国推动各学科学术进展的重要方式，也为说唱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评弹资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受国家和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集思广益，搜集共享大量资料，成果斐然。但以课题形式展开的研究，也容易形成多本专著援引相近的材料，进行相似的论述，达成类似的结论，彼此之间多共识而少争鸣的现象。以课题项目形式展开的研究具有难得的集团效应、规模优势，却也容易存在创新点稀释，自我重复的弊病。博士论文多年来从各方面推进着说唱文学研究，年轻学者们所受的学术训练和长时间的积累专攻使论文往往用语规范，体式完整，出手不凡。培养建设年轻的研究队伍对于提升说唱文学研究水平，增强研究后劲功德无量。但不少著作易带“博士论文风”，面面俱到而缺乏问题意识，对既定的观点定论缺少质疑论辩的锐气，个人思考和学术性格也比较模糊。这些问题多年来广泛存在于人文科学研究的多个领域，是中国当下学术体制、学术风气病灶深沉的表征。量化的学术评价机制、行政主导的学术体制需要调整，更好的研究需要更长时间的知识积累，更艰苦的思考更充分的沉淀，学术新风带来的机遇挑战和问题也需要研究者明辨应对。
“曲艺可以说是‘戏曲之父、文学之母’”[19]，但“正统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往往置曲艺曲本这种文学体裁及其遗产于不顾，仅仅将其文学的视野固定在常见的‘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体式上面，从而使得所谓的‘文学史’，成为一种起码是不够全面的‘残缺之史’。殊不知，几乎所有的文学体式都与曲艺有关。”[20]说唱文学对于中国文学如同活水源头，作为一种植根于乡土民间而不限于底层的艺术形式和生活方式，几乎与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并非文学史的边角料，而是中国无数经典文学作品的生产源头和流动方式，是中国传统伦理、宗教、文化的鲜活载体，也是各种权力逐鹿的战场和社会风气的晴雨表。将说唱文学纳入研究视野，足可冲击文学史的既定格局，纠正一些几近常识的偏颇定论，为文学研究走出以西方为主导的文体观念，摆脱来自意识形态正题或反题的思想钳制提供重要资源。关于说唱文学，一面是主流文学史、精英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不屑和遗忘，一面是说唱文学研究界面对政治史和精英文学史尴尬失语的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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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4期“盘点”栏目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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