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讲到最近十余年来有很多人采访过他,有省上的,有市上的,有县上的,还有省外的,甚至还有香港的,老人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他们都是奔着了解“春官说春”来的。
我小时候见过“春官说春”,对于“春官说春”也不算陌生。但由于我准备仓促,只是问了老人一些十分简单的问题。如关于春官起源的传说、春官的传承模式和春官的当下状况等。老人把春官的标志性东西拿出来,向我俩展示,一个骑着牛的木雕。这只木雕高约3寸,长约3.5寸。老人介绍骑黄牛的是春官的祖师爷,称为“三皇爷”。他就是骑着黄牛到处教农民耕种,传播二十四节气表(即春贴)。老人自豪地说:他家已有九代说春历史,他即为第九代春官。老人介绍,春官基本上是子承父业,也有少数是拜师学艺的。老人将自己儿时写的《春官歌》拿出来,在这个大约32开大小的麻纸上抄写着十几首《春官歌》。老人说,那是父亲在世时,听着父亲的唱词记下的歌本。我们详细查看了歌本,在歪歪扭扭的字迹中发现了不少错别字。虽然这只是一个二十来页的小本子,却是历代春官的智慧结晶。在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俩复印了一份作为研究西和春官的资料。
我们自认为访谈已然实现了来此的目的,也得到了所需要的全部口述资料,但在后来的整理工作中,却发现很多关键问题都没有涉及到,甚至还有一些基本信息的缺失。为此,我们又跑了一趟,但还是有些问题在整理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对西和春官文化的研究,只能借助不断的往返来弥补前次遗漏的事项或将相关疑问向具体人员加以求证。
图二:《春官歌》抄写手迹
回想起第一次的田野经历,感觉有些莽撞,之后才慢慢成长起来。在我看来,将自己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上,在实践中不断地检验自己,以此获得所需的方式,才算是一种成功。也许正是由于自己太过自信———对“春官文化”经历,妨碍了自己对调查对象的细节追问。故而,不论自己对调查对象多么熟悉,田野前的精心准备都是不可缺失的基础,而做田野也不能轻易单枪匹马的进行,应该有自己的搭档,这对我们田野的收获是很有帮助的。
总之,田野调查不仅是收集材料和信息的过程,也是检视田野理论和自我实践的途径。我们不仅要参考前人的经验,更要根据实际情况把田野资料的获取与研究对象的情感充分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做出更为优秀的成果。
作者简介:马向阳,甘肃武山第二高级中学教师、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硕士、中国民俗学会会员。
(本文原载于《中国海洋大学校报》第1926期(2016年3月17日)-第04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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