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场舞”说的是场地，“大妈舞”说的是其主要的参与者。比起“广场舞”一词来，“大妈舞”更像是媒体较为随意的用法，并非严格、准确的定义。广场舞所指大家都很明白，它眼下已是中国大、中、小城市之人文景观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亦即市民大众利用闲暇时间在广场、公园、步行街、十字街头等城市公共空间即兴跳舞的社会现象。伴随着广场舞的普及化，有关它的话题甚或争议正在持续地发酵。清晨或傍晚，甚至在任何时间段，夸张地说，甚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公众都有可能在城市某个场景目睹到有人在集群跳舞。广场舞的参加者以45-65岁前后居多，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较少参与，故大体上属于中年人和老年人中比较年轻些的人;其以女性为多。有人认为，之所以女性参加者较多，是因为她们对“美”的追求可以通过广场舞而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

　　近些年来，笔者在国内各城市旅行时，曾多次前往现场观察广场舞，有时候也会做一点随机的无结构访谈。据参与广场舞的舞者的自我的陈述，她们最多谈到的追求主要就是健身(美)、娱乐与社交。④这些可以说是广场舞的基本社会功能。因其突出的健身功能，也就不难理解它又有“广场健身舞”、“中老年健身操”之类的称谓。

　　由于参与其中的舞者有高达80%的人表示喜欢跳舞，因此，广场舞活动得以成立，主要是基于参加者个人的兴趣，是以自由、自愿为前提的。这方面也有郑州市的调查可以作为依据，[33]她们可以说是基于“趣缘”、“舞缘”而形成纽带的社群。这与中国传统社会里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而组成的社会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当前中国的各大、中、小城市，均活跃着为数众多的舞蹈爱好者社群。大体上每一处广场舞，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舞蹈社群在组织活动。一个舞蹈社群的成员往往是不固定的，参加和退出均随个人意愿，具有开放性，其成员资格亦并无特定要求。如此的舞蹈社群和周围其他任何组织、社群或趣味小组均可以兼容，并不存在相互的抵触或排他性的相斥。原则上，一个舞蹈爱好者实际也可以参加几个不同的舞蹈社群。通常，一个舞蹈社群的成员，大都来自“广场”附近的社区或距离不远的街区。因为广场舞是一种市民休闲活动，“就近”的便利原则乃是其基本的前提之一。广场舞舞蹈社群的结构，细分起来约有3个层次：几乎每一个广场舞社群或舞蹈队，都有其核心的灵魂人物，她或他可能是一位职业舞蹈教练或资深的领舞人，但更多的可能是一位业余但很执著、热心的舞蹈爱好者。她或他通常就是该舞蹈社群的召集人，在必要的时候，也会是该舞蹈社群的对外联络人或发言人。然后，便是若干位骨干或积极分子，她们除了积极地参与跳舞活动，往往还要多少分担一些其他事务，例如，道具、音响之类;再外围，便是一般的成员，主要是受到前两类人士影响的舞者或新来的学员。参加广场舞活动，一般不需要缴纳费用或极少需要费用。偶尔可见她们有统一着装和统一道具的情形，这意味着广场舞也具有一定的组织化程度。广场舞社群的规模有大有小，其组织化程度也是有高有低，不能一概而论。影响其规模大小的因素很多，除了舞蹈教练或领舞者的水准及人格魅力，舞种的选择、场地的大小等因素也都会发挥作用。绝大多数的广场舞社群都是自发形成的，故具有“草根性”;但偶尔也有社区干部的介入或城市文化管理部门的支持等因素。

　　广场舞所选择的伴奏音乐或歌曲的种类比较多，绝大多数均是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流行过、或眼下正在流行的歌曲，当然也有一些是“主旋律”歌曲甚或少数“红歌”，但它们并不是主流，而且，舞者们对其歌词内涵也没有“文革”时期那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歌曲或音乐，大多以强烈的节奏为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广场舞的舞蹈动作一般来说幅度较大、也较为激烈。特别是由于采用了电声音响或扩音设备，广场舞的伴奏音乐多有比较高的分贝。近几年，因为“广场舞”的噪音“公害”问题引发了诸多困扰、甚至冲突事件，这多少影响到知识界和大众媒体对它的评价，乃至于某种程度的“污名化”。有人批评大妈们“唯我欢快”而不管不顾周围公众的感受，此乃一种“文革流毒”，或者说广场舞的形式基本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喇叭”加忠字舞的结合，认为广场舞和忠字舞异曲同工，甚至就是忠字舞的翻版。 ⑤

　　就笔者的实地观察而言，上述批评多少有些言重了。虽然在形式上，广场舞也有那么一点热烈的感觉，甚至极少数也有采用“红歌”伴奏的情形，但它和忠字舞有本质不同。广场舞一般并不具有个人崇拜、权力崇拜之类的意味，也没有特意要表达什么主义，它只是一类并无特定意识形态背景的社会娱乐现象。和忠字舞是用舞步、舞姿或舞蹈语汇阐释颂歌的歌词内容正好相反，广场舞是以节奏感较强的音乐或歌曲来为她们的舞蹈做匹配，那些歌曲或音乐归根到底是配角，而舞蹈、舞步、舞姿才是主角。对于广场舞的舞者们而言，那些配乐或歌曲尽管也是她们喜欢的，所以才选来做伴奏，但其中的歌词(即便是所谓“红歌”)对于舞者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广场舞虽然采取了集体舞的形态，但它和早年的秧歌舞(以农村社区或单位宣传队等为背景)及忠字舞(具有政治表白、表态的压力)有很大的不同。同样是高分贝、强节奏的“迪斯科舞厅”至少在噪音问题上没有引起公众反感，这是因为其在市场化运营中较好地解决了相关问题， ⑥笔者相信，广场舞的噪音问题也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最终获得解决。

　　作为一类集体舞，广场舞要求参加者的舞蹈动作要达到基本上一致和整齐的状态。刚开始时，舞者们通常是在一位领舞者的带领下，模仿学习各种舞蹈动作。舞者们定期或不定期地约会在她们的“老地方”集合，跳舞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反复练习的过程，当然也是大家锻炼身体、自娱自乐以及增进相互社交的过程。大多数广场舞社群，均有较长的活动史，正是长期反复的演练，才会熟记和掌握动作，并逐渐提升其舞技水平，进而形成本舞蹈社群独自的舞风。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公共场所的不同舞蹈社群之间，其各自的舞风及伴奏音乐的个性等，往往并不相同，这意味着乍看起来似乎都差不多的广场舞，其实也极其富有多样性。广场舞并不是指某一种或某一类舞蹈体裁或具体的舞种，它实际上是集业余趣味、个人休闲、健身、娱乐以及身体表象于一体的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街头舞会”。

　　广场舞的多样性，首先表现为舞蹈形式、舞种类型的多种多样。上海市繁华街头广场即兴而起的“社交舞”群体、西安市兴庆公园门口锣鼓喧天的“扭秧歌”群体、东北佳木斯市的“快乐舞步健身操”群体、青海同仁市的“锅庄舞”群体、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市的“新疆舞”群体，云南红河州建水县朝阳楼广场的“烟盒舞” /“金钱棍舞”群体……若是从全国范围看，广场舞参加者们爱好的舞种、舞曲或舞蹈风格，实在是异彩纷呈，很难简单地一概而论。其中既有地域、乡土的摆手舞、秧歌舞、腰鼓、扇子舞、花灯舞、踏歌等，也有异域风情的拉丁舞(伦巴、探戈)、“肚皮舞”、印度舞、草裙舞等。就风格而言，既有中国古典舞蹈风格的，也有少数民族歌舞风格的，更有最新流行的“江南style”。富于流行性的，还有迪斯科、“国标舞”、街舞、踢踏舞等;而体操性的，则如健身舞、形体舞、韵律操、养生操等等。广场舞几乎可以涵盖或囊括绝大多数的舞种和舞曲在内，但在郑州市的调查显示，当地的广场舞者更偏爱节奏中等、音乐舒缓的“广场交谊舞”。事实上，广场舞没有任何限制，既没有统一的舞曲，也没有统一的舞步，同一支舞曲，完全可以有不同跳法，任何人都有可能参与舞蹈动作的编排或创新。甚至还有“即兴”而起的广场舞，人们随着音乐，随性地手舞足蹈、自由地运动自己的身体，堪称是随兴、随机而舞，是不受时间、空间、主题、意义等限制的自由舞蹈。[34]由此可知，广场舞并不是一种既定的舞蹈形式，而是在公共空间跳集体舞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

　　风行全国的广场舞，除了会有某些地方性的特色之外，族群性的特色往往也很明显。在某些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首府城市，经常会有当地少数民族风格的舞曲和舞蹈形态在广场舞中出现，但参加其中的舞者却未必都是少数民族出身。新疆各民族群众自娱性的广场舞，原本在当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日常生活中就有着颇为深厚的基础，每逢节日、婚礼、生日聚会等，不仅传统的麦西来甫、赛乃姆舞、刀郎舞、萨玛舞、纳孜尔空舞等等，还有各种集体舞、交谊舞、迪斯科等，在广大城乡各种场景的舞会均有非常活跃的表现。[35]石河子市的广场舞，常会采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舞曲伴奏，自然而然地，其舞姿、舞步、舞风也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当地民族舞蹈的风韵。在丽江、大理、西双版纳、西昌、昆明、贵阳、凯里、成都等城市，纳西族(哦热热)、白族(霸王鞭)、傣族(孔雀舞)、彝族(阿细跳月)、苗族(芦笙舞)、藏族(锅庄、弦子)、羌族(锅庄)的舞蹈和舞曲风格，均深受当地各民族舞者青睐。在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的县城广场，当地居民热衷于参与的广场舞，主要是从当地彝族、傣族的民族舞蹈改编而来，可称作“民族广场舞”。参与者以当地少数民族的中老年人居多，但也吸引了一部分本地汉族群众和青少年参与其中。当地民众视民族广场舞为一种全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同时，若干套新编的民族广场舞也被视为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新路径。[36]据说在新平县所属6镇6乡的50多个较具规模的各类型广场上，大约活跃着20多支广场舞的舞蹈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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