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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秧歌舞/忠字舞/广场舞——现代中国的大众舞蹈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3-29 | 点击数:13560
 

  作为“非精英舞蹈”的广场舞,[37]除了一部分是经由专业舞蹈工作者的编排而流行开来的舞蹈之外,各地还有一些民间自发的、自编、自导、自乐的创意性舞蹈。在多数情形下,这些舞蹈均难度不大,易于习得。通常,某一特定的广场舞社群,很可能擅长某一种或某几种舞蹈,尽管也有少数舞蹈水平较高的社群,但总体上,还是明显地有别于专业性的舞蹈艺术团体。不过,由文化行政部门推动的广场舞“大赛”之类活动,往往也有可能引导广场舞社群走向正规化或促使其舞蹈水准的专业化提升。

  广场舞世界的丰富性,还反映在其伴奏音乐和歌曲、舞曲的多样性上,事实上,其通常就是一个大杂烩、大拼盘式的联奏,诸如《最炫民族风》《老婆最大》《伤不起》《荷塘月色》《倍儿爽》《阿哥阿妹跳起来》等等,可谓包括万象。尽管广场舞追求的并不是表演或展示舞技、供人欣赏,但由于是在公共空间、大庭广众的众目睽睽之下的集体性行为,所以,它依然会被围观、倍受公众瞩目,会被人们评头论足。对于广场舞的舞者们而言,自娱性是其一个最基本的特点,比起展示舞姿给围观者来,她们自身的自娱自乐要更为重要,这也是她们投入其中并如醉如痴的根本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迅猛的都市化进程为每个城市的市民文化建设均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课题。20世纪80-90年代,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得初步实现温饱的郊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们,每每以秧歌舞“进城”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喜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年,进一步迈向小康富足社会的各大、中、小城市的广场文化建设和市民社区文化活动,迎来了一波又一波高潮,广场舞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在全国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促使广场舞迅速发展成为深受广大市民欢迎的集体性文体活动。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社会迅速地进入老龄化时代,广场舞的发展深受中老年人欢迎,并成为部分中老年人户外闲暇活动和健身锻炼的重要选项。[38]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参加“秧歌舞锻炼”的群体,就其职业和个人收入情况而言,其主体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普通获益者群体”和“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她们在经济地位、福利待遇和社会声望等方面大体上属于同一社会阶层。[39]因此,也不排除广场舞参与者中有一些是因为担心健康才参与其中的弱势人士,这与白领丽人或成功男士去健身房锻炼出汗或野外远足的活动明显不同。在某些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广场舞群体中大部分人均有疾病史,他们中超过60%的人感到跳广场舞有助于改善健康指标。[40]广场舞的绝大多数参加者均认为,长期参加跳舞活动的愉悦体验,有助于她们预防和减少疾病,进而减轻医疗负担。不言而喻,个人依据爱好、兴趣的自愿参加以及对舞蹈社群集体的认同,也有助于舞者的身心健康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广场舞被认为有助于中老年人消除孤独、有助于她们安度退休后晚年的幸福生活。目前,广场舞还出现了进一步向农村蔓延的趋势。

  广场舞固然主要是一种群众性的舞蹈艺术活动,但实际上却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社区的鼓励。1995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6年,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的调查表明,“扭秧歌”位居民众参与度最高的十大健身项目之内。为此,国家体育总局于2000年在对中国各大秧歌进行整理和发掘的基础上,主导创编了包括数十种步法在内的第一套健身秧歌(主要针对中老年人);从2001年起,举办全国健身秧歌培训班和健身秧歌大赛;2003年,又结合中、青年人的身体生理特点,创编了第二套、第三套健身秧歌。此后,不断推出的健身秧歌(直至第八套)均受到广大民众喜爱,并迅速地被纳入到广场舞舞者们的具体实践之中。2008年,佳木斯市提出“建设快乐城市”的口号,该市体育局以秧歌舞为原型而重新编排的“快乐舞步健身操”,被认为融合了体育、舞蹈、乐曲、健美操等多种运动的元素,既迎合了地方政府的意向,也深受市民喜爱。后经佳木斯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等共同努力,它逐渐在全国推广开来。为纪念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国务院确定从2009年起,每年 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随后,对于场地和器材、设备均没有过高要求的广场舞便更加容易被各级政府视为全民健身活动的一部分而予以支持了。

  眼下对广场舞的各种评论往往能够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其中有些评论试图探掘广场舞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例如,有人说曾经热衷“革命”的一代人,现在则通过广场舞来表现她们对当今社会的某些不满;也有人认为,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壁垒使得老年人成为文化弱势群体,其文化需求日益边缘化,结果便是将“大妈们”推向了广场。这些评论皆有一得之理,但客观而言,长期以来政府和城市社区对可供市民自由利用的公共设施投入有限,或很多公共设施“内部化”(不对普通市民开放),也是迫使广场舞爱好者不得已走向“广场”的诸多原因之一。此外,还有一种“怀旧”说,认为热衷于跳广场舞的人们除了健身目的之外,还是为了重温或挽留各自少年少女时代的青春记忆。要确认上述哪一种评论更为靠谱,就需要有实证性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作为依据。在笔者看来,眼下的广场舞实际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老龄化社会里部分市民之日常闲暇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此,艺术人类学应该予以关注和研究,而不应熟视无睹或以偏见藐视之。  

  讨论:不同时代的大众舞者

  从“秧歌舞”到“忠字舞”,再到“广场舞”,我们挂一漏万地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现代中国大众舞蹈的变迁历程。它们截然分明地反映了3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大众的身体表象,以及舞蹈艺术和社会时政的复杂关系。大众舞蹈的所有形式,在现代中国常难以超脱为纯粹的艺术,大众舞蹈总是它所处时代的社会主流走向的脉动。

  秧歌舞在近、现代中国的巨变中具有不断延展的生命力。它从民俗舞蹈经过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改造、改良、改编,由新秧歌运动成就的“解放秧歌”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人民大众的精神风貌和身体感觉。历经激进的“破旧立新”,各地乡土社会的秧歌饱受重创,但在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改善的新时代,“扭秧歌”依然是最为典型的大众表达愉悦、喜庆、快乐和希冀的草根性艺术形式。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都市化进程,促使早已中断的秧歌舞“进城”的势头再次得以延续。一方面,秧歌在各地乡村得以重现和复兴,意味着现实的农村对于娱神、祈福和乡民自娱自乐的需求,依然能为作为民俗舞蹈的秧歌提供厚实的土壤。另一方面,秧歌舞正日益成为城市广场文化(包括广场舞)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大众娱乐和市民健身之功能的价值一直以来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与此同时,城市市民的审美趣味也为秧歌舞的进一步创新发展创造了契机。[41]近年来,北京市相继创编了近百套“北京新秧歌”,郑州市创编出“郑州俏秧歌”,上海浦东新区梅园新村也创编了所谓的“海派秧歌” [42]等等,所有这些动向均意味着秧歌舞已在城市中拥有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我们也不难观察到,那个改造、改良和改编民俗艺术的机制依然存在,以乡土的和广场的秧歌舞乃至更为宽泛的秧歌文化为资源,舞台创作秧歌的发展,在传统秧歌的扭技上追加现代舞蹈动作的设计,秧歌配乐方面在传统的民族乐器(锣鼓、唢呐之类)上追加电声乐器,传统秧歌调的旋律也可以被演绎成为民乐合奏、摇滚乐等等,所有这些艺术创新的尝试,多少预示着未来秧歌舞发展的新方向。 [43]

  进入21世纪,健身秧歌的兴起,或者说自娱性和表演性秧歌朝向健身性秧歌的演变, [44]固然也有国家意识形态的背景和政府的大面积介入,但应该说,它是以意识形态的“去极端化”为方向的,符合现时代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大方向。健身秧歌的身体表象是健康的身体、形体美的身体,是以“健美”为追求目标,这与建国初期“解放秧歌”旨在表象“阶级”、“革命”、“人民”等舞蹈语汇是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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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陈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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