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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一直研究十八、十九、二十世纪三个世纪的历史，据您的观察，这三个世纪中国有什么特殊之处？
孔飞力：特殊的地方，我想有几个大问题。一个是怎么救国。从清朝到现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是怎么来救国。救国的意思当然不一样，你得看什么时代。乾隆的时候，救国是关注怎么维持住王朝。再往后，到了十九世纪中期，问题变成了怎么保护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一方面是怎样防止被西方帝国主义打破，另一方面是怎样避免内部的反抗，主要就是白莲教、太平天国叛乱带来不好的后果。这是另一种救国。太平天国当然也有一个救国思想、救国观念，如何激励“我们的汉族”从“北胡”手里夺回统治权，这又是一种救国。当然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么厉害，救国又演变成比较现代化的救国运动，有立宪运动，有孙中山的革命，还有李鸿章、袁世凯等，也都在想法子救国。当然，无论立宪，还是革命，首先都是为了救国。比如，孙中山说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救国的可能。后来，他又说没有训政就没有救国的可能。可见，他讲的民主主义只是一种救国的方法，不是一种目的。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救国就开始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这个不用说。所以，救国可以说是贯穿这三个世纪的一条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处理个人的道德和集体的道德、社会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个人应当具备怎样的道德，在救国的大背景下要怎么来维持自己的人格？非常复杂，许多作者对这个问题有重要的贡献，鲁迅是一个，他勇敢直面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环境中的各种“落后”及道德困境。当然，不同的时期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在十八世纪是一种表现，十九世纪是另外一个表现，到了二十世纪，众所周知，也包括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如何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等问题。
第三个是中国和国外的关系，这也是三个世纪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和救国有关系，不过不仅仅是救国的问题，也是文明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如果世界有一个统一的知识系统，比如说物理学没有西方和中国之分，都一样。植物学也一样。那么政治思想怎么有不一样的，文学怎么有不一样的？我觉得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是有不一样的，因为科学和文化不完全相同。中国人在外留学想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中国怎么样来适应世界统一的文化，如果有世界统一的文化的话。
我在看您的著作的时候，有一种感觉，您往往是从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切入，但试图解决的问题却是带根本性的大问题。
孔飞力：我常跟我的学生讲，每个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大问题的话，这个小问题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小问题，那个大问题没有基础。其实我对小问题有一点兴趣，因为研究一个小问题可以比较完整地做一个相对可靠的历史叙述和历史分析，可以真正了解它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是很小的样本，Small Sample，还要多多研究另外一些样本，才能了解不同的样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及这个地方有多宽的范围。
从小问题能够看出大问题，中国成语叫一叶知秋或见微知著，就学问而言，这其实是一种境界。
孔飞力：可是，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研究小问题的意义，我本人对小问题亦有点兴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需有起码的整体性概念。比如，研究地方精英，如果老是看重地方的特殊性，或某一个地方与某一个地方的差别，而忽视中国地方精英的总体性或者共性的话，那研究到最后就只剩下湖南精英、浙江精英、陕北精英等等，唯独没有了中国精英。中国文化当然不是单一同质的，具有多样性及多元化，但无可否认，它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全国性”或整体性概念的原因。
我看“叫魂”案件，发现故事本身当然很有意思。不过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想，故事背后可能有值得研究的一些更大的问题，比方说皇帝和官僚的关系。在这个故事中，每天的官方文件都浮现出权力关系的问题，如果我没有看马克斯·韦伯，我就想不到官僚怎么样反抗皇帝。这可以说是不反抗而反抗，这是官僚的一种特殊的办法。此外，我还发现这个故事背后还有满汉关系的问题，因为我看了一些书，看了一些例子，几乎每篇文章、每份文件都有满汉关系的内容，这是不能避免的。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每份文件都有这样的问题。怎么样对付这么多问题？我的办法是一章一章换故事，并对故事进行分析。我刚开始写那本书时，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做不到，太复杂。所以，那个时候我有点失望，不过我想，最后的结果可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也就是说没有故事，就没有基础；没有分析，故事也就没有意义。对不对？这是我的办法。
说到讲故事，前不久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见韩书瑞教授，她的看法很有意思，她说：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就是讲故事，就是用新材料讲新故事，只要把故事讲好，讲得精彩，讲得人家愿意来读，就算历史学家的责任，至于这个故事背后有没有意义，那不是历史学家的事情。
孔飞力：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历史学当然要讲故事，没有故事很少人愿意看，不愿意看的话就完全没有用处。我们有一个成语叫whistling into the wind，意思是说，不管你怎么说，就是没有人注意，我们的声音没有人注意，故事里没有人，写机构、机关没意思，没有人要看机构、机关的始末。我的看法是，历史要讲故事，但不仅仅是讲故事。如果你讲的故事没有意义，那人家为什么要来听？如果这个故事对社会无益，对读者无益，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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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2月28日 第A02版：访谈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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