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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学思过程中，哪些师友对您的影响最大？换句话说，如果将来您写“回忆录”，首先会提到哪些师友？
孔飞力：说到“良师益友”，我和哈佛有着更多的联系。除了我的老师史华慈之外（还有费正清，他在当时也非常活跃），在哈佛还有我的老朋友、不同系科的同学和颇具才能的人（有些和中国研究并没有关系），我非常高兴能和他们建立比较紧密的联系。老同学如戈德曼（Merle Goldman）和柯文（Paul Cohen）也在哈佛，我很高兴能够再次与他们接近。
在这些早期的准备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韦伯、涂尔干、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和莫里斯（Maurice Halbwachs）等人的社会科学理论。我对中国自身的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但我从未忽视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分析中国“案例”的重要性。
二战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的认识与理解，哈佛大学乃至整个美国的中国学界基本上都采取“冲击与反应”或“传统与近代”二分的研究模式，这是一种“越过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事变，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向后反观”十九世纪初期历史的研究取向。您是最早对这种研究模式或研究取向提出质疑的少数学者之一，主张“从十八世纪后期历史发展的全局出发，向前展望”，也就是主张采取更加内在的取向来研究帝国晚期和帝制以后的中国历史。从流行的“向后反观”到您主张的“向前展望”，这种研究取向的转变，对后来的美国中国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冲击与反应”或“传统与近代”流行取向的问题所在。这种研究取向的症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孔飞力：说到历史方法和范式，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冲击-反应”模式是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的起点（并不仅仅在哈佛，列文森在伯克利的方法也差不多）。另外就是“向后反观”，在历史中寻找现代中国产生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是哈佛仅有的“方法”。因为费正清非常关注清代机构问题，我们被鼓励去研究这个时期中国的整体历史。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并不仅限于发现当今发展的原因，而且在于研究发展本身的终结。一旦你开始研究清代机构和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找内在的历史动力，是向前展望而不是向后反观。当我把我的论文题目向费正清教授报告的时候，他起初是有点质疑的，因为这个主题并没有像《筹办夷务始末》那样详备的档案资料。但是，斯坦福大学的芮玛丽（Mary Wright）教授（费正清较早期的学生）刚刚利用《大清历朝实录》撰写了一本关于同治时期的很精彩的著作（即《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外加我向费正清举办的工作坊提交的一篇主要使用地方志材料的论文，这使他有了信心，鼓励我继续研究这个课题。所以他自己并不固执地坚守“冲击-反应”范式。他相信并鼓励学生去寻找自己的研究路径，而不是专制地让他们固守他的方法。
至于“西方的冲击”，我始终相信这是个重要的题目，却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正如我在最新出的一本书中指出的那样，西方理念、方法进入中国的路径是对中国自己内部议题的反应。西方思想能为中国发展目标接受是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的主题，他的这个看法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一直相信，中国的内在议题引导着现代的发展，我也一直这样做。当然，帝国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但是话说回来，不仅仅是帝国主义，中国对影响到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觉察，同样指向中国内部的路径。
您的第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出版于1970年，诚如王庆成先生在中文版序言所概括的那样，在这本书中，您以主要篇幅讨论了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地方武装问题，着重研究由正统的精英-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方武装，如村社武装、“股匪”、“堂匪”等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转化问题，展示了晚期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前景。在这个基础上，您进一步揭示了地方军事化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精英-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这样，精英-绅士凭借他们的社会影响、正统的学术传统及伦理观念，使传统的政权得以反复重建。但到晚清动乱时期情况就不同了，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了王朝的利益，在镇压王朝内部敌人中起带头作用，使王朝得以度过危机而继续存在；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精英势力的扩展，精英在王朝体系中，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开始正式行使权力，精英领导的地方武力开始作为官方的机构承担保甲、里甲的职能。地方权力旁落到精英-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为咸丰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行政与社会。您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再也不能按老模式重建，因而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从地方军事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就是到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想了解的是，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地方武装”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在开始确立总体分析框架的时候，您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柯文教授认为，您的这部著作“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尽管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传统——近代思想倾向的影响，但是在某些重要方面则超过了这个思想模式”，您同意这个判断吗？如果同意，您认为在哪些重要方面突破了当时流行的研究取向？
孔飞力：起初我对研究太平天国和清朝之间在地方层面的权力竞争非常感兴趣。为了研究这个课题，我立即开始了解地方志史料，寻找太平军和清朝地方武装彼此对抗多年的主要地区。在许多地区（如太平天国首都北面的六合县，我曾就这一主题写过第一篇会议论文），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地方志中领导地方团练的“绅士”的影响是最主要的课题。我对绅士拥有武装而获得高度地方自治权深感震惊。所以我接着就转向考察地方军事化的更长的历史，发现由地方支持的民兵组织有着悠久的传统。十九世纪事例的不同之处就是：这些地方武装通过资助网络获得自治权，一直向上延伸至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他们通过人格魅力，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控制方法准许地方军事化。这看起来对清朝官僚体制起到更深层次的破坏作用（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确实被证明是这样）。我同样考察了其他方面（“非正规”）， 如“股匪”和“堂匪”，发现一个极为类似的内部网络，尽管这些方面的资料比清朝的文献更难获取。我的结论是：军事化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反映，“正规”和“非正规”在地方层面并不那么容易区分，它们通常是被官方史学家冠以“标签”，并且很多社会形式（如血统）就能导致军事化的“正规”或“非正规”模式。当然，所有这些强化了我研究中国社会而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心，并以此作为理解近代史的基础。我不确定柯文说那本书是一个“突破”时意味着什么，但是有可能与研究作为政治基础的社会的这一决心有关。
后来，您在这本书的平装本序言中提到，有两个要点需要重新考虑：(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军事化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社会紧张局势的关系，(二)根据北方教派传统的新知识来衡量我的总体分析构思的贴切性。并针对这两点做了一定的修正：(一)关于清朝地方控制衰落的时间，(二)重新考虑地方组织的原则。现在，这本书已被公认为美国研究中国史的杰作之一，刘广京教授曾以魏斐德教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您的这本书为例，称赞您和魏斐德教授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社会史动态的最杰出的史家。柯文教授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也对您这本书也做了高度的评价。但是任何一部著作，即使是杰出的著作，也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不足。对您来说，这本书最让您满意的是什么？如果现在让您重写这本书，您觉得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修正？
孔飞力：那本书是我在没有机会看到北京或台北档案文献的情况下写就的。换句话说，它是在很有限的史料基础上写成的。但是我并不怀疑如果我可以研究北京或者台北的档案资料的话，许多方面的解释会和现在的结果有什么不同。事实上，直到1984年我到北京以后，才有机会使用这些档案，并开始研究《叫魂》这一课题。特别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的结论和研究路径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不敢说。我认为我的研究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档案方面详细的研究，我也不敢确信。对于在这些档案公开之后并没有多少研究涉及这些问题，我还是有些惊讶。如果有的话，那么我的专著可能就会很快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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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2月28日 第A02版：访谈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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