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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光看这段话，可能会得出战国以前的学术只有口传，至战国才开始书于竹帛的结论。但章学诚在这里论述的不是所有的著作，而是私人著述类的著作，决不是说战国以前的历史记录都是口说。章氏说了这段话后，也很担心被误解，因此他自己在“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这句话下面加了一条小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内1928年在大阪怀德堂作名为《章学诚的史学》的演讲时说章学诚还撰有《诗教》一篇，认为所有的著述都是从战国开始兴盛发展而来的。”[13]但章学诚说的“著述”，并不是指所有的著述，而是指我们今天讲的私人著述，并不包括那些史官的著述，内藤显然是误解了章氏。章氏《诗教上》篇又云：
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然而予欲无言，无行不与，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论语》记夫子之微言， 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14]
所谓“一人之著述”，就是私人著述。战国之前，像《国语》、《世本》、韩宣子所见之《易象》与《鲁春秋》这样的书，尽管都是史官的著述，但从“六经皆史”的观点出发，它们都是先王之政典，而不是“一人之著述”。因此，章氏的意思，是说私人著述是从战国开始的，决不是说，战国以前， 是一个“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
内藤对于《文史通义》的误解，可能也受到日本本国历史情况的影响。他说，日本的例子，在古代氏族制度时代，各个氏族对各种职业是分别传授的。当一个氏族非常兴盛、自己的职守很完全的时候，他们是决不会写著作的。比如斋部氏在衰败时，以前一直实行的那种“礼”， 就逐渐不通行了。为了表达对这种现状的不满，斋部氏就将所实行至今的“礼”记录下来，编纂成了《古语拾遗》一书。所有的古代职官家族，其编纂著作之时，必定值其家业衰败之际， 即当其回顾从前兴盛年代之时。这大概可以说是古代著作编纂中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原则。 当然,孔子的时候他巳经试图对残缺的礼予以复原，无疑他也为此进行了努力，但是他是否从一开始就有了将礼记录并保存下去的设想，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大体上可以说《礼》形成的经纬与佛教《三藏》的形成有着类似的情况。像《国语》这样的作品，是将自己对时世有感而发的主张寄托于故事之中，并且最终集结成书，从 日本的《大镜》《荣华物语》来看也有类似的情况[15]。
内藤的这个解释，可能就是导致口传说在日本学者中比较流行的一个原因吧。在礼坏乐崩的时候才把礼记录下来，内藤认为是一个普 遍性的原则，但我认为这很可怀疑。就孔门弟子编纂礼经来说，也许有一部分之事实，例如《士丧礼》就是孺悲向孔子咨询丧礼而后书写下来的。但《周礼》中有很多地方记载，当时实行礼仪的场合，是需要礼官读礼文的，而且礼书都由专门的史官保存，所以官府不可能没有礼书。今本的礼经，反倒是原来官府的礼书散亡之后，私家学者重新恢复而作的记录。而且，从当时贵族社会等级森严的礼制规定来说，没有可以依赖的文本，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这还是因为对于中国古代典册的发达情况估计不足导致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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