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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口传时代的下限
有一种说法是，我国春秋以前，基本还是口头传说时代，春秋时代的很多典籍，就是直接从口头传说记录下来，而成为书籍的。例如内藤湖南这样论述《国语》这部书：这是春秋末至战国初，儒家一派列举各种前代事实，为了以故事的形式来说服君主，所巧妙创作的一种体例，于是形成了一种文体[9]。这种形式足可称为“国语”。当然最初主要就是为了讲故事，而不为书于简策，所以应当是以口头传承为主的形式。 而且在那以前应该还是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国语》记载的各种国家之事，都是作为一种“语”而撰写。最详细的是《晋语》;几乎看不到秦的记载。后来成为秦始皇焚书动机之李斯的上奏中有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言，以非上之所建立。”这里所说的 “语”应当就是《国语》之类。李斯所言是指:各国皆有故事，讲述往事，诽谤今日，那种故事逐渐随着讲述者的意识，成为了歪曲事实的创作。总之，《国语》大体上说是儒家思想的说客们，为了陈述自家的某种主张而引用各种往事,《国语》即是对这种陈述故事的汇集。看来，这些内容实际书于竹帛应该是后来的事，写人竹帛之前很可能是作为口头故事流传的，从书中多有晋国之事的内容来看，那应该是战国三晋人所讲述的内容。三晋从来就是说客辈出之地[10]。
本田成之的看法与内藤一致，他也认为《尚书》、《左传》、《国语》、《世本》这些书都是根据口头讽诵写定的。本田氏在《中国经学史》中说，《诗》是乐官所诵的，在王的出人或射仪时歌奏《诗》曲，飨宴国宾的时候也歌《诗》，这是《左传》一书里常见的。歌《诗》的事，乐师、大师、小师也能，其中于瞽朦演奏种种的乐器而弦歌之外， 有“讽诵诗，世奠系”。这瞽朦不单是讽诵诗，而且讽诵帝王的世系，以戒人君者，这就成了后世的《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的渊源了，更引而申之，成了后世的故事、传奇与剧曲[11]。
内藤对本田成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本田的看法无疑来自内藤。内藤对于《国语》的分析非常精彩，但他说《国语》成书以前的时代还是以口头传承书籍的时代，却很可商。从西周金文的情况来看，西周时代的史官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各种政府文献都有史官起草、宣读，事后作为档案保存，甚至铸刻在鼎彝上。对比《尚书》中西周时代的文献，可以看出西周以来的那些诘誓，当时就有史官记录，甚至很多就是史官起草之后，再宣读的，尤其是那些册命文书，绝不会晚到战国才根据传说记录下来。出土的春秋时代的侯马、温县盟书也是当时的记录。商代的情况应该相似，甲骨文虽然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主要文献，但当时正规的文献还是典册; 而且从甲骨文的出土状况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对于档案的管理是非常系统的。即便从传世文献的情况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左传•昭公二年》说到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昭公十二年》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楚语下》申叔时说到的九门课，不可能没有课本，从当时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来看，也不可能没有课本。即便是《诗经》，季札观乐的时候，其次序已经与今本诗经本相同，可见也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书本;石鼓文所刻的诗篇，也可以证明春秋以前就有这种写下来的诗歌。总而言之，春秋以前，我国社会的记录早已非常发达，管理国家的文官制度非常完备，早已进入书写时代。这大概正是我国古代的神话与史诗都不发达的缘故，因为我们进入记录时代的时间很早，那些远古时候的事情，很早就不是靠口头传说流传下来了。
内藤非常推崇章学诚，他对于中国口传时代下限的估计，可能是因为误会了章学诚“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这样的论断，章氏《文史通义•诗教上》说：
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谓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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