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陆瑞英两年内对测试故事的四次演述中，可以发现，她原本只是要扩充情节，增加长度和生动性，用以展示其演述故事的本领。为此，她将可扩展的目标锁定在考状元之前的受教育问题上，如果是富家子弟，当然不成问题，但也失去了故事的扩展空间，于是必须将主人公设定为穷人家孩子，这样受教育便成了难题，而有了难题，才有了编创故事的刺激。所以，笔者测试讲述的无背景、无身份状态，就被“山里的穷孩子经过磨难获取受教育机会从而考中状元”所填占了。事实上，这个背景不存在，并不影响整个故事的完整叙述，笔者的讲述照样可以让陆瑞英认可是一个故事，即为明证。但这个部分在满足了陆瑞英丰富故事之初衷的前提下，却也使故事的重心和主题发生了偏移。原来测试讲述的主题是“修小桥为母行孝，杀和尚替父雪耻”，这一点陆瑞英听完笔者讲述后是认同的，在她的第一次演述中也基本没有偏离;但是从第二次演述开始，就将“替父雪耻”的一面丢掉了;在第三次讲述中，“为母行孝”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儿子修路(相当于造桥)是为了方便和尚跑自己家里来、而不是母亲跑庙里去偷情，并且算是还报了和尚对自己的恩情;而到了第四次演述，则索性说修路是为了方便村里老人出门烧香，和尚与母亲偷情是之后的行为，并且是母亲死后由别人告知的，状元根本就没有机会表达对母亲的孝心，照顾母亲偷人有损面子的那点心态残留，却让一个临时添加的人物(老伯伯)去承担了。相反，整个故事越来越多地导入和尚对状元及第之前的恩德事迹，故事的重心转移到“恩人变仇人”上，因而其主题也越来越强调状元对和尚爱与恨、“报恩与处罚”的情感冲突，最后一次演述中的磕头细节，更让这一冲突达到了高潮。可见，虽然从情节基干上看仍然以“状元杀了与母亲偷情的和尚”为中心，可以看做始终是一个故事类型，但其主题则早已被置换了。

　　从上述四次演述中，我们感觉到这个故事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每次都有情节上的添加、删除或更改，甚至连主人公的姓名每次都不一样，都是临时取一个以便于讲述而已。其实，陆瑞英在演述其他传统故事时是绝对不会这样的，比如像收入《陆瑞英民间故事歌谣集》中的《刘猛将》、《桃梅小姐》、《小癞子做皇帝》等，我们都请她讲过很多遍，绝大多数情况下，主要人物的姓名和情节单元及其串联都不会发生变异，明显可感的变化一般都发生在细节和语言上。从这个角度说，测试故事在陆瑞英那里，始终还不是一个定型的故事，毕竟相对于那些陆瑞英从小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具有至少几十年上百年的传播史而言，两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但没有定型并不等于变化的无序，从这几次的演述来看，其扩充情节的基本思路以及由此带来的主题置换，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了。尤其最后两次讲述之间相隔整整一年时间，这一特点依然存在且更加彰显，可见它确实已经成为了故事发展的基本趋向。

　　尽管今后有机会笔者还会继续让陆瑞英讲述这个故事的，但笔者预计每次演述都将会更加证实这一趋向。笔者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陆瑞英似乎平时不太跟人讲这个故事，后面几次讲述基本上就是讲给我们调查者听的，因此上述分析的故事变异，只能说映现了故事家个人的编创情怀与习惯，还没有接受普通听众的意见反馈。今后如果继续调查，当更多地变换演述场景与听众，再来检验这一变化趋向是否确凿可靠。

　　作者简介：陈泳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第82—104页，注释从略，详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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