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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8世纪后期 “中国礼仪之争”终致耶稣会被逐出中国，此之后百年间，法国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陷入低谷，汉学研究更是陷入困境。而这前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本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资产阶级革命震撼整个欧洲的大环境下，随着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觉醒，18世纪末在文化界掀起浪漫主义思潮，民俗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格林兄弟提倡“向民间请教，广泛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以寻找那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财富的独立民族”，开始了民俗学研究。19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滚滚大潮摧毁着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新兴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与过去以农牧业为主的封建社会的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激起了欧洲知识界保护民间传统的热情，也引起不少学者产生从科学上给予解释的要求。1846年英国稽古学者汤姆斯提出“民俗学”(folklore)一词来命名这门学科。由于民俗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由于近代许多民族、国家要求民族自我认识、争取民族独立和西方列强控制海外殖民地的需要，促使这门学科在西方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引人注目的学问。
与此同时，法国专业的汉学研究也呼之欲出，汉学学科进入了法国的现代大学。鸦片战争重新打开中国国门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深受西方学科理论影响，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和风俗，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也以汉学家姿态再度来华考察并著书，为后来专业的汉学研究奠定了范式。
文献考察与田野调查是民俗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清末来华的传教士之所以能以更客观、科学的态度观察、收集、记录民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陆续建立，传教士不可避免地受这些新兴学科的影响，借用这些学科的概念、范畴和方法作为工具，尤其是田野考察的方法，深入中国民间，发现当地的民俗。
回顾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中，大致都没有民俗学意义上田野调查的观念，他们对于民间风俗的观察和记录，也只是为了认识中国人的信仰，从而为传播福音服务。而鸦片战争后再度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由于已经通过前人的著述对中国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已经没有了首批来华传教士那样的文化震撼感，从而能够以比较客观的眼光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有些传教士甚至带着具体的考察目标和研究计划，以职业汉学家的姿态出现在传教的队伍中。以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民俗著述颇多的江南教区的禄是遒和河北献县教区戴遂良为例，他们的著述中明显表现出向西方近代学术规范的靠拢，主动借鉴西方最新的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现了西方民俗学、人类学的求知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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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研究》微信公众平台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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