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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民俗学的定性评估：对象与方法
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评估，我们在这里不是采用量化的方式，不是统计民俗研究论著的数量，也不去统计民俗学论著或学人的引用量。我们采用的是定性评估，主要看民俗学在过去三十多年的重要转变。不过，我们这里所谓的重要转变，不仅是民俗学内在的学术转变，而且特别基本也特别关键的是民俗学外在的民俗现象的社会转变，以及民俗学内在转变与外在转变的互动关系。
从传统认识论来看，民俗学的知识群体是认识的主体，民俗现象是认识的客体。但是，中国民俗学的当代发展恰恰不是基于这种截然二分的认识论可以理解的。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民俗复兴的过程，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面对的民俗现象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如此呈现的，而是逐渐恢复、生成的。而且，这个由恢复与生成的机制所得到的“复兴”不是一个自然过程，而是一个公共部门(政府、媒体、知识分子群体)不断介入的过程。其中，民俗学人发挥了专业性的积极作用。无论是在村庄(社区)层面还是全国层面，民俗学人都以自己的专业努力参与了民俗复兴，今日的民俗复兴状态或局面毫无疑问是民俗学人参与造就的。河北省范庄龙牌会从一个害怕被作为迷信打击的庙会，成为冠冕堂皇的龙文化博物馆，再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民俗学人从1991年以来的参与在其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的主要大城市在1990年代初陆续颁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人大立法，到2000年代中期陆续颁布新法[12]，允许市民按照规定在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也与民俗学人关于“年味”、传统节日的观念生产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民俗学的评估把对象限定在学科内还是把对象定位在时代中，会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结果。
对于评估对象与评估方法的选择是内在地关联着的。对于民俗之民与民俗学人、民俗与民俗学的关系，对于民俗(复兴)与时代(变迁)、民俗之民与政府的关系，可以有两种理念不同的认识，一个是反映论的，一个是共生论的。反映论就是我们从小就学到的唯物主义哲学，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心理反映社会现实，这是反映论。按照反映论来说的话，时代(大社会)变了，民俗肯定就变了。这是说社会决定着民俗，民俗是被决定的。显然，这种哲学不能给我们提供有用的方法论。如果以共生论来看，这四组概念所指的实体都可以是主体，都可以是主动者，而任何结果都应该被看做相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因此，不能仅仅说这个时代在变，所以民俗在变，还应该说恰恰是民俗、民俗的主体在变，这个时代也在变。这里面民俗、民俗之民、民俗学人、政府等等，都不是一个被决定的消极的方面，恰恰都是积极的参与者，都是这个时代的推手。
反映论的认识论指导我们看见单向关系和结果，共生论的实践论引导我们关注动因和复杂互动的过程。如果各方都是主体，都是积极追求的实践者，那么社会因为它们的追求而注入动力和动能，又因为它们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各方都持有“股份”的结果(成果)。各方都有自己的目标或远大目标(主观的历史意识)，但是历史的真实方向只能是各方博弈的产物(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既要把民俗、民俗之民、民俗学人、民俗学科当做它们自己来看待(它们各自是主体)，也要把它们当做相互的关联物来看待(它们同时是共生的主体、其他主体的伴生物、伙伴)。
三、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转向
中国民俗学是从1990年之后才发展起来自己的理论领域。任何知识活动都需要自己的理论依据，但是只有知识活动成为专门的学科，才需要、也才有条件形成自己的理论生产，就像人类从利用东西做工具到自觉制造自己的工具所代表的进步一样。理论生产形成规模，形成学科内一个特定的领域，民俗学之为“学”才真正可能得以确立。
我在1991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13]是专门回应学科与时代的提问所做的民俗学的理论探索。它对于中国民俗学的意义首先不在于具体说了什么，而在于促成中国民俗学从“用”理论到“造”理论的知识生产分工。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有译介的国外学术，有对于历史文献的、多民族的各类民俗事象和学术史的专题研究，有倡导性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阐述，但是没有论证体的理论著作。这是一种有哲学依据、有现实针对性、有体系建构的学科理论建设，它由此铺垫了中国民俗学的新前景。
吕微在2000年发表《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在2003年发表《“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在2006年发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意义世界”与“生活世界”》[14]，着力所做的是用普遍主义逻辑寻找(建构)民俗学(民间文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内在依据及其在中国民俗学历史文献中的根子或种子。等到户晓辉在2004年出版《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在2010年出版《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15]，中国民俗学再一次提升了自己的理论建设的专业性，因为无论就其哲学根基还是就其民俗学问题的针对性和系统性，这些著述都代表了中国民俗学者对于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对于哲学的民俗学化的最新高度。三人成众，中国民俗学初步具备自己的理论队伍，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领域。
也许我们应该说，中国民俗学在形成自己的理论领域的同时也产生了自己的理论家。吕微和户晓辉都是在中国民俗学的职业生涯中成长为民俗学理论家的。民俗学是从汤姆斯创造folk-lore这个词开始的，但是，他的这个偶然的发明能够容纳一门现代学科，这是要从整个西方的思想与历史才能够理解的。吕微和户晓辉从中年才决志从西方哲学的根底探讨民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于是开始从西方哲学的经典读起，户晓辉更是决心从头学习德语，从头学习古希腊语，直到能够翻译、引用哲学的和民俗学的德文文献。在中国民俗学的这个圈子里，有人就是为了追求学术不在乎多少年有没有产出，这才证明它能够是一门纯粹求知的学科。即使不是实用的东西，如果觉得该有人去做，就真有人去贡献年华。一个学科如果有若干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学科作为一个独立的求知领域就成立了：就是要有人真的把它当做喜欢的东西，不计成本地追求。由此而论，中国民俗学也已经成为知识的荣耀之地，因为这个圈子里已经有好学深思的这群人。一个学科要有自己的学术风范：由具体的人格代表学科的求知之志。从吕微和户晓辉的学术经历来看，中国民俗学已经有这样的学术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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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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