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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中，故要改革社会政治，就先要改革文化中的这些不利因素。国家的命运再也不能被儒家的“上层文化”所牢牢禁锢了。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儒家思想的主要逻辑。于是还是同一批人，在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时，把希望寄托于民众的“下层文化”，提出了“到民间去”。洪长泰教授的专著《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时隔二十多年后有了一个新译本，上世纪20-30年代这场“民间文学运动”而今重回人们视野，其思想价值是否经得住时光最残酷的检验?
《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
作者：[美] 洪长泰 译者：董晓萍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徐文长
反传统的文化英雄?
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京《晨报》副刊等杂志上突然出现了大批“徐文长故事”及相关文章。这些故事中刻画的徐文长，集爱搞恶作剧、捉弄和报复别人的才子无赖与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正人君子形象于一身，是“学识、机智和粗鄙的混合体”。在真实历史人物之外，“徐文长”正是周作人和胡适所说的“箭垛式”的人物，人们按照本地的风土人情将自己喜闻乐见的故事故意投射、移植到他身上。“徐文长故事”的集中涌现，是民间文学运动实质内涵的最集中体现。主人公亵渎女性、对长者不恭、藐视礼法、行为粗鄙，对儒家传统礼教极尽嘲讽之能事。“中国民俗学者”对“徐文长故事”的公开整理也出于他们持有相同的价值观，特别是反儒学、反传统的坚定立场。当我们试图探寻这场民间文学运动的实质内涵，“浇心中块垒”的意图此时显然遮蔽了其他价值指向。1918-1937年的中国民间文学运动，正如所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运动一样，其内涵固然无法简单描述，本身从造型到各层面都矛盾重重。最大的矛盾或许是——“民族主义”的民间文学运动本应保守本国的历史文明遗产，而这场运动涵盖的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多数时间却忙于激烈地全盘批评和否定传统中国文化。新文化运动在一场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开宗明义之际，在文学内涵革命上产生一场民间文学运动可谓于大时代潮流中的顺水推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顾颉刚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与民间文学运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突然发现，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对他们推行的文化和思想革命得以走向民众总是特别好的容器。以民歌为例，其质朴、真性情和口语化的特征，与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的标准基本契合，他将征集歌谣运动看作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分支，提倡对民歌和方言文学加强研究。因此，当周作人对刘复自创新白话诗与其收集整理的民歌集《江阴船歌》给予高度评价时;顾颉刚将采集自当时江苏大部、安徽和浙江等吴语方言区、以苏州话记录并逐一注释的百首“吴歌”编订为《吴歌甲集》，也让其老师胡适博士在写序时难以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
顾颉刚以苏州话记录并逐一注释的百首“吴歌”编订为《吴歌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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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2016年01月23日 B10版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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