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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项目，也的确取得了一举两得的效果。那现在这部调查报告，你们有没有送给相关的社区和机构?它是否会对大家正确对待机场规划问题产生积极的参考意义?
卡：我们把报告免费赠送给了相关的社区居民代表和政府机构，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不同人的具体想法，进而为达成一种解决思路发挥作用。在柏林，对于任何事务，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想法和意见。最关键的是，管理城市事务的政治家和决策者，应该在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程序范围内，为人们协商和讨论相关事务提供平台，最后，必须在综合各种意见、照顾各种想法的基础上，经过统筹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可能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又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它是在广泛协商讨论的基础上、而非依靠政府部门的人士闭门造车制定的。
安：也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聆听多方面的意见并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需求，十分重要。
卡：是的。因为人们的需求和意愿总是处在发展变化当中，各种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永远不会停止。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而言，不可能只会有一种正确的观点。比如，对于柏林未来二十年的发展，人们会有多种设想：柏林应该是一个“社会化”的城市，那就是说，在这个城市的所有地区，都应该混合居住着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的居民。这并不是说每个地区都完全一致，但任何地区都应该包含多种社会身份的市民，而不能是这一地区居住富人，那一地区住穷人；这一地区住工人，那一地区住知识分子；或者某一地区只有旅游者生活。柏林还应该是一个“绿色城市”，城市里有绿树，有洁净的水资源，还有绿色交通系统。柏林也应该是一个“流动性”的“移民化城市”，人们可以自由往来。当然这只是有关城市未来生活的一般性设想，而对于政府机构如何制定相关措施，这些设想都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三、“认同政治”的意义与局限性
安：您刚才提到了“认同”，这是我们在当前许多同行或相邻学科学者的成果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核心概念，我自己在研究中也多次使用过这个概念。但最近几年，结合自己的研究和对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的了解，我越来越觉得，“认同”这个概念在具有其重要意义的同时，也会引发许许多多的问题，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国家之间，引起诸多的矛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卡：欧洲许多国家曾就不同群体的认同问题有过长期的讨论。人们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我们是不是该用“文化”来代替“认同”的概念。在德国及欧洲的传统中，“认同”是来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原本是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形成有关自我的形象的情形，后来又被扩大到同一个群体关于自我想象的情况，“这是我们共同的认同，”便成了常见的表述。
但是，“认同”还有另外的涵义，即“认同政治”。它是有关“我们”的政治，而“我们”在政治上又意味着一定还存在其他的群体，存在差距，存在他者和陌生人。所以，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其传统意义上来使用“认同”，而更多是在“认同政治”的意义上使用它。也许，从富有建设性的角度而言，我们的认同就是全人类，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正视生态问题，并与动植物和睦相处。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基督教徒，那些不相信上帝的人是错误的。人类必须信仰上帝。”这就又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认同政治了。总之，“认同”概念实际上是一种富有策略性的因素，表达了“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其中可能还包含了很多的异己化与歧视成分。
认同当中，还包含着集体性的因素。一个群体的成员必须遵循相关的规范，否则，“你就不属于我们这个共同的集体。”
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或妇女来说，又有探寻其认同的问题。这样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认同，但必须赋予它特定的价值观、特定的形式与过程，这便是在自由、自治与自觉意义上的认同政治。
总之，在有关认同的问题上，始终需要保持一种平衡。尤其要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避免“只有我们的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只有我们才是了不起的人”的认识。
安：在不同的政治认同之间保持一种协调和平衡的确至关重要。而这种政治认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给大众贴上的一个标签?正是由于这些学者的工作，政治认同的概念才日益清晰，不同的群体或地方对这种认同的需求也才变得日益强烈。
卡：是的。政治认同或集体认同其实是被建构的，而不是自然的产物。这种现象在19世纪的欧洲尤其突出。当时，许多民族主义者宣传说，国家是我们的认同，请大家学习我们的国歌，请参军，请学习历史上的爱国者，请记住我们的英雄。这是一种来自精英阶层与国家权力的自上而下的国家认同。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形势，主要还是同文化的许多方面相关。
四十年前，在欧洲，“文化”的概念，指的是高级文化，是由精英分子创造的戏剧、文学与艺术，同普通人没有关系。但是，左翼的历史学者、社会学者又发展出了一种自由的、广义的文化概念，认为人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是文化。这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一场大运动，倡导“一切皆文化”“我们是文化的创造者”。于是，人们不断被告知：你拥有文化，你就是文化的个体。由此产生的有趣结果就是，人们逐渐用这个新的文化概念取代了旧的概念，尽管这个新观念，是他们从学者、从精英分子那里获得的，但他们却用它来指称自己的创造。所以，今天，“文化”是一项有关所有人的工作，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说只有某些特殊形态的内容才是文化。
而这样的观念，既深受学术界、知识界和文学艺术的观念的影响，同时又来自于人民，也是为了人民，为了促进他们自己的实践。这就是当前的状况。当人们说“我们”“我们拥有文化”“这是我们的文化”“这是我们的城市”或“这是我们的社会”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表达他们有关认同的政治。
我们并非只会唱国歌的合唱团，在当下的形势中，我们还在演奏各自喜欢的音乐。也许我的某个爱好是唱民歌，但这只是一种习惯，另外的习惯还有很多，包括讨论儿童教育，讨论移民政治，等等。这就是说，这样的文化实践，也会有助于我们探讨有关我们自己的想象。它涵盖很广，涉及到我们的选择权，即我们不是作为终生的成员被限定在一个社区当中，而是能够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及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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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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