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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长期以来，民俗学受到的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最多的批评，是它缺少理论贡献。作为欧洲民族学者，您觉得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在这方面有哪些突破呢?
卡：有人认为，作为民族学者或人类学者，我们的任务只是为学生讲课，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研究，当然是通过讨论、合作与共同研究等方式。但是，首先一点是，今天，我们深深感觉到，整个世界都被一种新的方式“文化化”了。一切都成了文化，比如，居住文化、饮食文化、家具文化，等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发展状况，因为一切都成了“文化”时，“文化”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我不这么认为。这实际上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种影响深远的观念，它意味着人们开始懂得以“文化”的观念来看待自己的实践。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及实践的“文化”化对人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他们会谈论“本真性”“认同”“记忆”“群体”“性别”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十分吸引人的话题。在这方面，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可以凭借突出的优势，来宣告文化确实是理解世界的新的关键词，并且具有对抗当前比较严重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的作用。
以上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认为是“日常生活”概念的普及。“日常生活”的概念，其中还涉及“科学”、“经验”、“社会运动”等多种概念，主要兴起于近三四十年。我们通过多种调查、专著和研究项目，在对人的探究中发现，人是按照其社会逻辑来行动的——这是我们近三四十年里所讨论的有关社会习惯的主要观点。“日常生活”所强调的视角，是要关注实践者，关注普通的人民，而不是英雄；英雄也是普通人——可以看出，这当中有着很强的社会主义观念基础。而社会学者、历史学者等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者都会说，你们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是在探索特殊的内在生活规律，而不只是关注统计数字和记录资料。也许这就是主要由民族学和人类学提供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
正如我前面所说，我们是“田野”的一部分，是所面对“问题”中的一部分，而无法置身于其外。我们的理论已经通过我们自己得到了体现，而围绕着通过书写来建构文化这一问题，人文学科领域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我们的书写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决定着文化形态的呈现方式，以及某种文化现象是否重要。这是一种自反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方法论意义上的一种巨大挑战。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对一般人而言其实是很复杂的，它们同被表述的或呈现出来的状态并不一样，因为今天的生活是一种十分宏大的实践，但我们经过训练，知道如何去解读它。
我觉得，对民族学者来说，这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会。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说“这是一首民歌”，而是要说：“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人创造的，是谁在使用它，谁把它介绍给了其他群体的民众或另一个音乐传统，谁保护了它——等等问题。而且我们还知道，人们之所以传唱它，是因为它表现了民族精神(或别的原因)。”
这意味着，我们在研究事物的时候，无法保证自己的观点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的认识和观点，属于我们观察所得的部分结果，是我们自己逻辑的组成部分。
按照以往的理解，村落通常被视为社会组织研究的核心模式。但是，今天我们摆脱这样的认识，把注意力放到城市区域。这样的区域也许很小，也许很大，但我们通过对这类地区的观察，却可以得出更有成效的结论。而这些都是基于我们有关模式、观念、关键词等问题的自反性认识。
安：在欧洲民族学新的视角和方法之下，我知道您和同事在柏林做了大量的“城市研究”。从您对柏林如数家珍的介绍当中，我除了佩服您对这里的稔熟之外，尤其为您对这个城市的深厚感情而感动。您能介绍一两个自己或同事在柏林所做的具体研究吗?
卡：前些日子，我和一些学生围绕滕佩尔霍夫(Tempelhof)机场相关的问题，对人们有关城市空间与城市状况的不同诉求进行了考察，并完成了一项调查报告。
这是市区一片广袤的区域，对它应该如何利用，在柏林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目前，广大市民中占据主流的意见是让它变成一个公园，这也就意味着百分之百地保持它的原貌，供人们自由地休闲。柏林市政府则倾向于进行新的整体规划，在保留部分空地的同时，再建一个图书馆和一批民居。为解决争论，柏林市民为此进行了公投，但公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愿意让这里保持原样，市政府的方案被否决了。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人们对待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了解他们的愿望和目的，我们制订了一个调查计划，组织研究所的学生，对与此相关的不同群体、组织进行了调查。一开始，作为老师，我设计了整体的研究方案，并与项目成员商量确定了调查的重点。参与调查的学生，又根据总方案设计了具体调查范围和内容，最后，又结合自己的田野遭遇，完成了这项成果。
我们发现，不同的市民有关保留机场原貌的理由有很大差别。有的人说，滕佩尔霍夫因为生长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所以是一群特有鸟类的栖居地。如果对这里重新规划和建设，必然会破坏这些鸟类的生存环境；有的人——主要是年轻人——认为，这里区域开阔，又没有架设在空中的电线，是玩空中滑行最理想的场地。新的开发，必然会使他们丧失这一优越条件；有的人则把这里当成进行野餐、烧烤的最佳场地，他们担心新的开发会剥夺他们的这一乐趣。等等。总之，他们反对规划和重建。
在调查的过程中，学生们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也在调查技术和学术思考方面有了不少收获。比如，有一组学生在现场遇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使用旅行茶炉煮茶喝。他们就上去攀谈。学生问他们：“你们是土耳其人吗?”对方回答：“是。但我们是在柏林出生的。”你看，这里就涉及到“认同”的问题：学生根据对方的外貌，判断他们是土耳其人。但对方却在说是的同时，又强调自己是柏林出生的。那么，这样的问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接着，学生又问他们煮茶的工具是不是土耳其的，对方做了肯定的回答。学生便说：“那这肯定是您家里传下来的?”没想到对方却说：“不是。这是我们去土耳其旅游时在商店看到的，我们觉得它很适合在柏林的公园里用，就买了回来。”瞧，这里就更有意思了：学生轻易地就把对方使用的工具说成是他们的“家庭传统”，结果对方却说是在土耳其购买的旅游纪念品。在这里，全球化与人口的流动、民族文化的交融等，构织出了一幅奇妙的图景。而学生们也通过这样的调查，懂得了不能仅仅凭借固定的学术概念、从表面现象对文化实践轻易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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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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