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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的明天：文化资本与展望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十五或二十年之后，城市将仍然甚至更大程度地被这样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塑造：新的“行动的”市民(“performative” civic)和新的“政治上的”公民文化(“political” civil culture)。因为每个大城市都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应对未来挑战的答案，而这取决于它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与地方传统精神——也就是城市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一点，又只能依靠当地市民文化的实践及其实践者来实现，因为“当地的”条件与视野同 “跨地区”经验、跨文化视角及全球化知识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将远非来自昨天的老派制度化的城市政策所能应付。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本身会以地方行动者网络或城市联盟以及市民特别行动队的形式，把自己展示为独立的“行动者”，它本身也因而始终是一种“主体”(agency)。这使得城市成了一个“集合的主体”(collective subject)。这种现象存在于所有的大城市，尤其是世界性城市，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它们运行于自己的全球城市网络当中，就像在一个足球冠军联赛中一样。对资本流通和游客流动以及城市建筑和城市品牌的控制，要直接同全球的银行和企业总部的“球员”进行谈判，因为城市本身现在也是全球性的“球员”。
而在城市当中，也将发展出新的实践者类型和行动空间，因为在未来几十年间，城市空间的“文化化”将进一步增强。从纽约到北京，建筑与艺术、媒体与消费、节庆文化、私生活的公开展示，它们都会把始终处于更新状态的审美模式和象征实践融入城市空间。于是，城市空间会日益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的舞台，这样的社会，将更加多样、更为公开地协商它自身、它的需求及冲突。作为一个真正的“舞台”，城市空间提供了新的呈现与再现形式，具有调动和整合作用。而这对行动者和群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并不想进行“穿越传统制度的长征”。
所以，城市文化正在“回到街区”。目前它表现为一种“群众的”形态，因此它主张自己必须是“通俗的”、“合法的”；这样的文化，似乎也是跨越阶级的；它有不断增强的“女性”色彩；同时，它有着高度的情感化、可动员性和集体化的效应——这就是最好的市民文化。
就城市的政治领域而言，这里有三个阶段性的结论：首先，开放的城市会作为全球性的行动者来运作并展示自己；第二，市民文化成功地制造出富有创造力的地方行动者；第三，城市空间以新的方式成为公民政治的舞台——不过往往要借助传统的形式和象征。
但从今往后的二十年间，我们“城市人”将如何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城市小区和公寓，在我们的轮椅中或滑板上？这里我只列举一些愿景：首先，我们需要一种“本地生活质量”。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稳固”而“有趣”的地区，那里有宽敞的公寓和良好的饭店，有小商店和广场，有处于步行距离的剧院和体育馆。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作“我的”城市，我们要把城市空间当作延伸的“露天”客厅来享受。
这就涉及到私人生活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及对“绿色城市”的利用。这种“绿色城市”，有着装点了多彩植物的街道，有广场和公园，它们均按照生态理念来开发，遵照传统来重建，按照时尚来运转，并因此成为全年任何可能时候都适合跳舞、餐饮和聚会活动的“露天景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多种形式的公共“聚集”往往会向我们展示具有移民传统的“文化遗产，例如公园里和街道上形式多样的聚餐、烧烤、音乐和游戏，等等。而这些都是由来自土耳其、亚洲和非洲的人们“输入”到城市文化中的。所以，“城市遗产”始终是杂糅的、混合的，因为它的实践者和使用者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我们”的城市我们需要获得个人安全感和被自己所在社区接纳的感觉——也就是社会化层面的“家乡”感。但同时，在自己街区不远的位置，还应该能看到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因为生活不能缺少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而我们的需求中至少也包含着“容忍”。至于认同和服装，一切都是可能的——从“民族着装”到“中性化服装”，从“假扮”到“裸露”。这就是为什么要判断谁是游客、谁是当地人已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当地人也已经成为自己城市的游客，他们经常会在街上去寻找“异国情调”，以及“熟悉”的东西。
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本国文化，尽管有新媒体和互联网，但我们却仍然经常“外在于”明天的城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的变化很快，也因为现在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灵活——尽管并没有缩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仍然按部就班地继续着过去的义务和老步伐——学校里的家长会，庭园中的烧烤，公园里的高级摇滚音乐会，体育场的足球比赛，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群成员每月的定期会面——这种“群”的组织可称之为“网络社区社会”(net-corner-society)而不是昔日的“街区社会”(street-corner-society)。
所以，“明天的城市”将首先是一个“文化景观”，是这样一个空间和社会：在其中“生活”意味着社会互动与干预、文化多元和多样、政治透明和整体参与，以及象征性的开放和宽容!
三、哪座城市？谁的城市？以及我们作为城市民俗学者的任务？
现在，让我们暂停这种有关未来生活的想象。大家可能已经发现，这种设想其实具有反讽意义，它描绘的是那种并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田园牧歌，而其中的图景在今天欧洲和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早已大量存在。与一些未来学家不同，我自己并不相信我们生活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将在今后二十年里发生巨大的转变——拥有发电站的房子、自动驾驶的汽车、声控厕所，或者各种新的因特网服务，这些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真正的革命。
从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来思考城市的话，城市未来的日常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和冲突，它会受到日益发展的商品化和商业化对城市空间和居民建筑的挤压，同时还会受到日益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和文化差异的强烈影响。这就使得回答下列这种有关城市未来的关键问题变得格外困难：二十年后，谁会居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在社会与文化意义上，谁将“拥有”这一城市？
迄今为止，我们人文学者并没有对此提出太多实质性的观点，不过有三种当下比较重要的讨论，都涉及到这些问题。这些讨论是围绕“创造型城市”“移民城市”和“分裂的城市”三个概念展开的学术与政治的争鸣。下面对此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种讨论：受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有关美国城市未来发展分析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创造型阶级”(creative classes)的概念，近年来引起了许多关注。佛罗里达是经济学家，同时对文化有强烈的兴趣。“创造型阶级”主要是指在人文艺术、文化经济和知识产业领域的工作者，在欧美许多大城市当中，这类人士占据了城市居民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很好的资历和高收入，所以他们能够自由流动，根据城市应该具有的“生活质量”来挑选工作地点。这些人更喜欢拥有历史建筑物、具有地方精神传统、有着民族与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宽容性和世界主义观念的城市，也就是说，他们热爱这三个大写的“T”：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包容(tol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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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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