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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母娘娘:乡土社会的丰产祈求
明代,晋祠格局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圣母出现了另一个身份——柳春英,即今天所说的“水母”。高汝行嘉靖《太原县志·杂志》载:
俗传晋祠圣母姓柳氏,金胜村人,姑性严,汲水甚艰。道遇白衣乘马者欲水饮马,柳不惜与之。乘马者授之以鞭,令置瓮底,曰:抽鞭则水自生。柳归母家,其姑误抽鞭,水遂奔流不可止。急呼柳至,坐于瓮上,水乃安流。今圣母之座即瓮口。
其实,水母和圣母的区分是清代中后期才出现的,此前,水母是附着在圣母身上的晋溪水神。柳春英无疑是当地人塑造出来的民间水神,但如果认为民间塑造这样一个水神只是为了和国家争夺水权,未免将这个故事简单化了。高汝行当然认为这个故事出自山野鄙夫之口,不足称道。到了后世,刘大鹏甚至以此论证“昭济圣母”根本不是水神,而柳春英才是晋源水神。但刘大鹏没有见到过嘉靖《太原县志》,他不知道这个故事最早讲述的并不是水母,而是圣母。行龙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个故事是金胜村编造出来争夺水权的,并和前文叙述的嘉靖年间金胜村挑起的诉讼关联起来(行龙,2005)。赵世瑜更加明确地指出,圣母同时具有“昭济”和“柳春英”两个身份,但他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和行龙基本相同,认为是“祭祀水母的人群”借此在向“祭祀圣母的人群”进行挑战,目的仍旧是为了争夺难老泉水的使用权(赵世瑜,2005)。在清中叶之前,不论圣母是柳春英还是昭济,梳洗楼都只是一个配楼,其中的神像都只是一个梳洗像。将水母和圣母分开祭祀,是清代中期才出现的事情。
笔者曾经到金胜村探访柳氏后人,当地人说,柳氏原来确实住在这个村,很多人还能指出柳氏家祖宅的宅基地,但柳家早已绝后了。村里的老人异口同声地肯定说,水母和圣母原本就是一个人,根本不是两个不同的神灵。笔者以为,关于水母柳春英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圣母从宋初进入晋祠,抢夺了唐叔虞的祠堂,而民间产生的晋溪水神并没有附着在唐叔虞身上,而是附着在了更具皇权色彩的圣母身上,可见民间社会对丰产的祈求对皇权有着强烈的依赖性,而作为儒家理想政治之象征的唐叔虞却无法对丰产给予实际的帮助。第二,当地人将雨水与季节性洪水看作是一种水,而雨水从来都和皇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尽管难老泉产生自一次洪水,但对皇权之威胁的警惕最终使得难老泉的水神还是要和圣母分离。难老泉因此成为一种地方性的丰产力量,使得晋水灌区不再依赖雨水,并且在水利灌溉系统的安排上将季节性洪水直接排放到退水渠里,从不让这些洪水与难老泉水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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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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