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祠的三个神灵晋祠圣母、唐叔虞和水母分别对应着皇权、儒生和乡土社会。圣母对雨水的掌控使其成为皇权的直接支持者;而唐叔虞因为与周代政治和道德理想的关系，更多为儒家官僚体系所关注;水母则由于乡土社会对丰产的渴望而曾经长时间附着在圣母身上，但当圣母被认为是邑姜时，就不得不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神灵。这样一种三分的模式恰是对传统中国汉人社会的精确描述。从宋初直到清初，圣母与唐叔虞的关系与列文森对传统中国的皇权与儒家官僚体系的关系的描述几乎完全对应，正是民间宗教实践将这一机制从庙堂之上引入乡土社会。费孝通曾说：“在董仲舒的公式里上是天，中是皇，次是儒，末是民。他抬出天来压到(倒)皇权，使皇权得有所畏。谁知道天意的呢?那是师儒。他特别注重师道，师道必须归于一统，然后才能代表天意……如果董仲舒再走一步，也许可以到宗教的路子上去，就是由师儒来当天的代表，成为牧师，或主教。师儒再加组织，形成一个教会，获得应归于上帝的归之于教会的权柄，发展下去，可以成为西方的政教关系。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的灾异说发展到不利于皇权时，先就受到压迫”(费孝通、吴晗等，1937：34-35)。这种奉天以制约皇权的努力在传统中国的任何时代都能看到，问题是，所谓天道却从来没有以一种完美的姿态在历史上呈现过。制约皇权的力量除了默默无言的天之外，还有周代初年的理想政治形态。如果说知识分子确实垄断了对天的解释权的话，周初的天子和诸王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皇帝的政治祖先，是政治垂统的创造者和不可替代的典范，知识分子因此也有了一种“奉史以制约皇权”的力量。唐叔虞之所以在与圣母的争夺中屡屡落败却最终取胜，即是这一机制的呈现。

　　但这种“奉史以制约皇权”却有一个局限，即周代的理想政治是在封建时代建立起来的，而秦以后皇权的产生使得皇帝对大一统的要求构成了对周的政治理想的背离。赵宋朝廷面对唐叔虞前后的态度差异即是基于此。当列文森强调皇权与官僚在反封建的基础上彼此合作的时候，却忽视了儒家官僚仍旧保持着对封建时代的崇敬和对地方政权的同情。高汝行在论及北宋征伐北汉时曾经说：“北汉之立，其义甚正，非叛臣比。刘钧达太祖(赵匡胤)言曰：‘太原土地甲兵本不足以当中国，区区守此惧刘氏不血食也。’其志亦可哀矣”(见负佩兰修、杨国泰纂，1976，道光《太原县志卷二·城垣》)。这与列文森描述的儒家官僚很是不同。儒家对封建的态度其实有很暧昧的地方，就像张东荪(2011：127)所言，儒家产生在封建时代行将解体的时代，一方面他们有着对公室的强烈支持，但另一方面又会以与皇权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某些地方政权。⑤甚至如上述例子一样，当皇帝征伐北汉时，他们反而会站在同情北汉的立场上。北汉的合法性，在儒家官僚看来，其实和唐叔虞获得晋的封建政权的合法性是一样的。毋宁说，儒家真正追求的其实是封建与公室的平衡，只要封国能够奉行孔子的政治理想，而又不挑战公室权威。或者如傅斯年所说，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基于鲁国文化的春秋理想(傅斯年，2013：125)。列文森以欧洲中世纪史的经验来解读中国，终究是有穿凿之感。儒家与皇权的合作并不在于反封建的共同立场，而是来自于自周代直到清末的宗法社会格局的理想。这一理想从封建时代形成后一直传布下来，未曾中断。张东荪(2011)所言之儒家的社会面相恰是其中的关键点。而至于政治究竟走封建的路还是郡县的路，儒家官僚似乎并不执著，唐叔虞就曾经既保佑李渊起兵统一天下，又鼓励北汉遗民反抗北宋，在其自身来说，恐怕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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