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知识具有多种显在或潜在的利用价值。乡土知识根源于话语实践而又被合理地应用于实践活动之中，从而获得一种价值补偿。然而，乡土知识的实践主体或利用乡土知识获取某种资源的主体不尽相同。一类主体是知识持有者本身，主要是社区共同体或族群共同体;一类是现代国家、研究机构、企业乃至跨国公司等。乡土知识在社区共同体或族群共同体中的利用几乎涵盖社区或族群生存的一切方面，但其全面的利用价值被认知尚仰赖诸如人类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学者去研究。目前，乡土知识的显在利用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保护。中国不同的乡土社区或族群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根据各自的生境特点创造了丰富的生态维护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上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少数民族多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生态平衡的观念与认识，在生态制衡上有许多有效的乡土措施。例如，广西有些地区以蚁除蛀养柑已传承了数百年，他们观察到柑子树无蚁者多蛀或黑蚁食柑的现象，投黄蚁于树上，以黄蚁食黑蚁，遂保护了柑子树。[4]有些民族关于树种繁育与动物采食关系的知识，显示了社区或族群生态保护的智慧。例如，我国甘肃和宁夏的比邻地带生长一种苦杏树，落地的苦杏果往往被猪采食。由于杏核十分坚固，因而在猪的消化道里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猪粪排出体外。这些杏核中的杏仁会在猪粪中发育成苗，移栽这些杏苗就能扩大苦杏林面积。当地居民早就认识这一现象，并在早期一直采取这种办法繁育和移栽苦杏树，在当地的生态保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一些汉族居民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从猪粪中拣出苦杏仁核，剥出杏仁出售，供作药材和食品，使苦杏林大大减少，给当地的生态保护带来了重大压力。[5]对于森林管理与保护，乡土知识更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近年来，这方面的个案研究越来越多[6]。2004年5月在贵阳还召开了一次“传统知识与社区林业”为题的研讨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至于利用轮歇与游耕、建造梯田、兴修水利乃至通过栽种女儿杉等将生态保护纳入民族仪式的文化行为更为不胜枚举[4]。虽然乡土知识在生态保护上不是全能的，但它可以弥补在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现代技术、法律、经济或行政等手段的不足。

　　2.医疗保健。乡土知识在医药学方面也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乡土社区或族群社会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关于生命病理、生物药用及其两者对应关系的知识体系与经验，形成了大量独特的关于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土方、单方、验方、民间疗法与疗技，以及妇幼保健、儿童养育与营养等方面的乡土办法与习俗。这种基于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乡土医药知识千百年来一直在乡土社区或族群社会的医疗保健中发挥着积极的、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西方医学的传统医学知识，大致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古今居主流地位的中医学，一是各个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称为民族医学)，还有一部分是既无医学理论体系，又无民族文化背景的民间草医草药。这些传统医学知识有的已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有的仅是民间的习俗与经验，有的甚至与宗教观念与祭祀仪式互渗，但都是中国乡土社会关于医药智慧的结晶。

　　西方医学人类学对地方性的医学知识一直比较重视，许多跨国医药公司或科研机构也大量地利用乡土医药知识开发药物或生物制剂。过去，我国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开发主要在中医方面，近年来，随着对民族医学价值认识的深入，民族医学的推广越来越普遍。由于民族地区具有多样性的生物资源和丰富的生物、特别是植物的药用传统，民族药的研发及其因简、便、廉、捷、验与生态性、天然性等特点被用于地方病与常见病的治疗渐成热点。据初步统计，我国民族药材品种达8000余种，其中有藏药材1908种，蒙药材1342种，维药材600余种，傣药材1200余种，彝药材1000余种，苗药材500余种，壮药材1986种，瑶药材1392种(其中植物药1336种)，土家族常用药材600余种等。虽然，国内已研发了诸如云南白药(彝药)、舒洁药物文胸(壮药)、仁青常觉(藏药)等特效药，但民族民间医药仍有巨大的利用空间。

　　3.产品开发。乡土知识也被大量运用在农业和工业产品的开发上。乡土知识在农业开发中的应用是其应有之义。乡土社会主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社会，他们关于土壤、作物、气象、时间周期等知识的建构大多与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产品的开发中，乡土社会的作物知识和育种知识以及杀虫、增肥等知识被大量用于种子繁育与生产、农用化工制剂的制作上，特别是一些族群社会通过对野生作物长期观察和培植的农作物存在着一些与高产性状有关的基因片段，近年来这些基因片段被一些公司用现代技术提取，并用于转基因作物的研制上。

　　乡土社会在长期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的制作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关于染织、陶瓷、金属、漆器、家具等的工艺技术与知识(特别是美学知识)，许多技术与知识已被应用到现代工业产品，特别是工艺美术产品的设计与制作或工业产品的包装设计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大量的民族工艺品大都借用了民间的制作工艺与美学知识。另外，还有一些工业产品如食品类产品的开发不仅借用了民间的工艺，而且借用了民间的原材料，实际是对民间知识的全方位应用。如青稞酒、米酒、保健酒的开发实是一些企业与投资人直接照搬民间传统配方和酿造技术或用现代酿造技术对民间配方或酿造工艺略加改造而成。

　　4.民间解纷。乡土社会都有自己一套关于罪与罚、纠纷边界与解纷方案等的知识，特别是在婚姻、财产与地权等方面，乡土“法”知识或民族习惯法的解纷规则往往具有合理、入情的社会效验。吉尔兹在“法律多元主义”的理念之下曾具体地解释了阿拉伯的“haqq”、印度的“达摩”和印度尼西亚的“adat”的社会效验[2]242-273。在中国民间，同样存在着具有一定社会效验的合理、入情的解纷规则及其实践传统。费孝通曾据孔子的语录，认为中国汉族民间社会具有“无讼”的特点，“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1]56。这些用于教化之礼俗和解纷之知识至今仍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被使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在部分少数民族的民间社会甚至发挥着主导的功能。然而，在西方法律移植或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对法理一致性的追求或对西方法理的推崇，中国法学界尚来不及思考法律本土化的有效途径或根本表现了对乡土知识的排斥，以致国家制定法呈现了对民间法完全替代的倾向。但在司法实践上，中西法文化和城乡法观念的矛盾不断展开。近年来，一些具有人类学知识背景的法学家和一些具有法学知识背景的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乡土知识的解纷价值，但无论是促使用乡土调解文化传统成为“我国多元化解纷体系中的重要一环”[7]，还是实现中西法文化的整合[8]，实行自上而下的法制安排，要使国家权威变成民众的真正需求，就必须关注并利用乡土知识和民间解纷智慧。

　　5.乡土教育。乡土教育是这样一种教育，它从主观的乡土、本土意识出发，让学生进入乡土的情境，通过知性、情意和艺能等培养方式，使学生认知乡土自然与人文，理解乡土文化，体察乡土问题，从而获得一种归属情怀和责任感。

　　人类的知识体系包括现代学科建构的科学知识和由乡土社会建构的乡土知识两个主要部分。科学知识的传授与传播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已是不争之事实，但乡土知识能否进入课堂以及如何进入课堂至今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症结不在于乡土知识的教育价值本身，而在于教育制度与行动。

　　中国人的乡情、乡愁根源于乡土生活的经验，也根源于乡土知识的教育。一个大凡有过乡土生活经验和乡土知识却身在异乡的人都有一种思乡情绪和还乡的冲动，古今皆然。庄子曾说:“旧国旧都，望之畅然”(《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庄子还设计了一段“云将东游”与“鸿”的对话，其中后者劝说前者“返归故土”，“仙仙乎归矣……各复其根”(《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禅宗《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也讲述了一个“年幼乞儿，舍父出逃，漫游经年，复归故里，父启其智，乃识乡邻”的寓言故事。钱锺书先生从上述诸例中读出了道家和禅宗用于说教的“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隐喻”[9]，而乐黛云则进一步读出爱国主义的意义。她说:“如今，怀旧、乡愁，仍然是人们普遍的情怀，然而，‘旧’和‘乡’已是渐行渐远，人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乡土所知越来越少，一个不爱自己的历史和乡土的人又如何能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呢?上面提到的《妙法莲华经》所说的‘父启其智，乃识乡邻’，就是说要启发人们对乡土、邻里，也就是对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理解和热爱，这确实是当今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其重要的一环。”[10]在“旧”与“乡”的“渐行渐远”之中，这种爱国主义寓于乡土教育的形式已被长久地忘却了，而进入的却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迷思”。在都市浮澡的社会中，在商业驳离的情境里，人们已失去了乡土社会那种本真的人本精神、关爱情怀、内省取向、诚信品格，都市的杂语(如文艺)很难找到乡土生活的叙事，唯有的是那种心灵空寂的“一声叹息”。这种都市生活的“人文主义迷思”一部分原因乃与乡土教育的缺失有关。

　　其实，中国乡土教育的缺失是阶段性的。中国古代历史一向有乡土教育的传统。在近代，随着西方现代教育的传入，中国乡土教育也未中断。清末民初，由于政府倡导在小学开展乡土教育，直接促成了乡土志的产生与兴起，当时的乡土教育对破除迷信，转变民俗，增强忧患意识，培养实业救国的理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乡土教育始终没有离开中国教育的视野。然而，改革开放后，实行全国大一统的教学体系，乡土教育没有存身之处。20世纪末，虽进行教育改革，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乡土教育的尝试，但由于应试教育的阻隔，乡土教育如何进入教学体系，尚待时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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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类学乾坤 2014-12-17 9: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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