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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小说戏曲勃兴，各地木版年画中的戏曲及传说故事占了相当比例，包括地方戏、小说、评书、曲艺、传说、小曲等。其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剧目，内容上充满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歌颂了抗敌报国、除暴安良的英雄;赞赏着铁面无私、公正廉明、为民请命的清官;肯定具有反抗精神，敢于冲破封建藩篱追求自由幸福的青年男女。年画反映出人们的爱憎，老人们常常对着年画故事向下一辈“说古”，其中蕴含着传统道德的教育，寓教于乐，是精神文明的形象教科书。戏曲故事和民间口头传说中往往有多种版本，彼此有很大差异(如《孟姜女》、《王昭君》、《白蛇传》等)，这也在木版年画中有所体现。同时木版年画中还保留了不同时期戏曲服装研究的视觉形象，显示出戏曲的发展和变化。在当时没有照相技术的情况下，为研究戏曲史、小说史、民间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木版年画中有一些神马供新年祭祀所用，就内容而论，其中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等，种类丰富而庞杂。在新年祭拜的多为赐予人间福荫之神，对祖先祭祀则体现着慎终追远的道德传统。以神像而论，越到后期种类越多，在祭祀中各有特点，如各行业祖师的神马，包含着对创造者(如鲁班、蔡伦等)的尊仰;有的对中华民族有着凝聚作用(如妈祖)，这些不能简单地以封建迷信视之。19世纪后期中国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列强入侵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和改革图强运动，木版年画顺应民心、与时俱进，及时而生动地将时局变化反映在画面上，从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以及后来的军阀混战，都有形象记录。木版年画还表现了社会的变化，如清末的女学堂习武，上海四川路的新城市面貌等，构成一份形象的近代画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民间木版年画绝不像有些人贬抑的那样“粗俗”，它在艺术上采取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有着独特的意匠和审美价值。木版年画的基调是欢乐喜庆的，其艺术手法与节日的欢乐氛围协调合拍。如前面提到的善于巧妙运用象征、寓意、谐音的手法，以美好形象反映吉祥内容，构图饱满，多用红黄蓝绿等原色，巧妙搭配，华丽强烈富于装饰性，形象适当夸张，情节鲜明生动突出，而且不同地区风格殊异，百花争艳、群采纷呈，具有乡土气息。年画匠师多为粗通文墨的农民和生活于下层的画工，艺术上继承唐宋绘画的优秀传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们强调对生活的熟悉，作画要“知人、知物、知时”，了解群众的审美爱好，主张“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他们并不死板地模拟生活，作画时讲究“真假虚实，宾主聚散”，有的画面常出现出奇制胜、意想不到的效果。他们结合生活环境和节日装饰的需要，量体裁衣，创造出多种形式：门户上有门神门画，堂屋里有中堂画，卧室的墙上有四扇屏，炕头上有炕画，窗户上贴窗画，灯笼上糊灯画甚至牛棚马厩门上也贴祝福六畜兴旺牛马平安的画……再配合以大红对联和玲珑剔透的剪纸，把节日环境装饰得花团锦簇，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新时期需要新年画
清末之际，现代印刷从西方传入，严重地冲击着古老的木版年画，传统的年画生产从而衰落，逐渐被石印年画和胶印年画所取代。上海等地的一些画家吸收西洋水彩画及炭粉擦笔画的技巧，并融合传统年画的形式进行创作，首先运用于商业广告画之中，上面都印有当年的节气表，被称为月份牌画。虽然缺少木版年画那样朴实刚健的民间乡土气息，但画风细腻柔和，形象生动逼真，却也获得社会大众的喜爱和肯定，后来单独作为年画发行，习惯称为“月份牌年画”。其内容除了表现时装美女外，历史故事、戏曲娃娃等也占相当比重，还曾出现《木兰荣归》等优秀作品，在木版年画之后发展为新的年画品类。此时木版年画也并未完全灭绝，武强等画乡的制作仍在山区乡村销售。抗战时期一些美术家利用民间形式创作了宣传抗日的新年画，在根据地物质缺乏的条件下采用了木版水印的技艺，使木版年画又获得新生命。新中国成立以后更在此基础上发展成适应人民需要的新年画，作品的艺术质量逐步提高，产生过不少优秀作品。在“文革”中，年画被视为“四旧”横遭摧残，后来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大好形势下很快得到复苏，一些美术家投入创作，发行量逐年跃增，至1981年全国发行年画1500多种共计7亿张，其中《女排夺魁》还创造出发行8万张的业绩。但从上世纪9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经济和文化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西方文化蜂拥而来，与传统文化出现猛烈的冲撞。时代的转型，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此后没有几年的时间，年画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淡出。
不过，年画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也更鲜明地彰显出来，在美术史、民俗学、社会学等领域均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历史研究中也成为难得的形象资料。2006年木版年画率先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其全方位的进行普查研究，对传承人加以保护，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年画是否应该是进入博物馆的历史遗产而不能再生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我认为年画仍然有其生命力的。关键之一是引导人们对传统的年俗建立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近年来一些青年倾心于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对圣诞节、情人节的热情远过于传统的春节，甚至有人认为过年已失去意义，“因为现在生活好了，好像天天过年”，把过年单纯看成是一般物质享受甚至是吃喝玩乐的水平，而没有认识到年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我曾两次在国外过圣诞节，特别在美国感到举国狂欢的气氛，与节日相适应的艺术，如各种形式的圣诞树、圣诞老人、雪女郎等造型充盈着家庭布置商店橱窗，带红绿白圣诞色的工艺品琳琅满目比比皆是。其实论生活水平西方一些国家要比我们高，从历史看，美国的历史也仅有两百多年，但他们对节日文化历史遗产的热情使我感触良深。我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精神文化应该更丰富而非贫乏，不可缺乏文化素养，过节应像个过节的样子。从这一点出发，装饰和点缀节日的年画应该推陈出新而非消亡，新时期是需要新年画的，关键是如何适应转型期的特点加以正确引导。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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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5年0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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