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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也更有市井底层社会的那种俗气：对于崔宁，秀秀只有霸占的欲望，可见其自私自利；秀秀一旦化为厉鬼，也不放过自己的爱人，让其殉葬，这哪里有丝毫的良善？与蒲松龄笔下那些善良的狐仙们比较，不啻于天壤之别——爱情主题说更可以休矣。
儒家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衡量话本故事的结局，秀秀养娘和崔待诏的结局，显然偏离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但这正是文化小传统与文化大传统悖离的体现。本话本小说主人翁的表现，或泼辣或懦弱，或野蛮或粗鲁，但没有一个是符合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善人，这与故事诞生的土壤是市井社会很有关系的。
小结：研究文学作品，必须要本着“知人论世”的立场，更兼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样才能读懂作者，理解作品真正蕴含的主题：对于话本小说《崔待诏生死冤家》的传统分析与解读，与作品本身蕴含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认为，《崔待诏生死冤家》的产生土壤是商业社会，反应的主题是市井人家生活，所揭示的是宋代好货好色、放纵情欲的社会思潮。
［1］《崔待诏生死冤家》见于冯梦龙编选的《警世通言》，在缪荃孙刊印的《京本通俗小说》中题为《碾玉观音》，但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京本通俗小说》是完全从冯梦龙主编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中抽选出来，故该书为伪本。（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32页。）本文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中选取研究范本（冯梦龙：《警世通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
［2］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页。
［3］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肯定会受时代的局限，林庚先生在《中国文学简史》中认为：“她们大多泼辣大胆，追求自由，渴望解放，不愿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作者对她们的肯定，实际上表现出平民百姓对封建传统的轻蔑”。就笔者所见研究成果，对《崔待诏生死冤家》的主题提出质疑见于《是反封建争取爱情自由还是其他》一文（吕菲 刘媛媛，《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年2期）惜乎该文论点大胆，但论证似乎粗率了很多。
［4］［宋］袁采《袁氏家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5］汪玢玲《中国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2～243页。
［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57页。
［7］［元］脱脱《宋史》卷一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85年，第4978页。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5页。
［9］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1984年，第141页。
［10］［宋］朱熹《近思录》，岳麓出版社，2010年，第581页。
［11］［宋］朱熹《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与陈师中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73～1174页。
［12］［清］俞樾《茶香室丛钞》，中华书局，1995年，第676页。
［13］［宋］司马光《司马文公文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1页。
［14］［宋］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87年，第329页。
［15］［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47页。
［16］［宋］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77页。
［1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37页。
［18］［22］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4年，第227、269页。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19～320页。
［20］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074页。
［21］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第382页。
（本文原载《文艺评论》 2014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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