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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以来，江南经济得以迅猛发展；宋朝南迁，使江南成为政治中心。社会形态的变化，使人们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商业发展，使人口流动增加，这就使传奇故事的产生有了土壤；有了余暇的人们也需要多种的娱乐方式；三者相辅相成，就像鲁迅所言：
但其时社会上却另有一种平民底小说，代之而兴了。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因为当时一般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19］ 。
就话本小说这一艺术形式来说，其故事生成土壤就是宋代的都市生活，其观众或者读者也是以市民社会为对象，也就是说，一方面体现了平民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商业性。就话本《崔待诏生死冤家》来看，故事的发生地先后有行在杭州、衢州、潭州、建康府，这些都是当时的商业、经济、文化中心，这符合文学作品产生之规律：“文学重心的分布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周秦到清代，从全国到各个文化区，我们都不难发现，文学重心的分布大体呈现为四大‘节点’，即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和开放之域” ［20］；再从故事的主人公来看，秀秀的父亲是从事个体手工业的装裱匠，秀秀的职业是郡王府的秀作养娘，而崔宁则是郡王府的碾玉待诏；再从故事发展来看，秀秀养娘和崔待诏私奔之后，行程凡千里以上，这就需要社会能提供便捷的交通业，据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一书介绍：有宋两代，一方面在全国扩建驿道，另一方面大量修建馆驿，有招待官员的豪华迎宾馆，也有供行旅之人居住的小驿馆；再看崔待诏与秀秀养娘私奔之后，单靠开碾玉作坊为业就可以谋生，这就说明富庶的都市对奢侈品的需求旺盛。
总之，话本小说以商业社会为产生的土壤，说唱艺人通过通过说唱方式，将故事展现给市井社会，其本身又是一种商业行为，二者之间是互动的，也是相互依存的。
我们也应该看到，话本小说所宣扬的故事情节，往往偏离了传统的道德伦理，一方面是基于如下原因：
“儒家思想家在宣扬德治主义、号召人们进行道德改造时，对全体社会成员并不是一视同仁。他们的道德呼吁首要地是针对统治阶层、特别是最高统治者而发的，而不是针对下层百姓的”［21］。
另一方面也与如下原因相关：
文化的小传统以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的庶民为主体与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大传统不同。以“三言”为代表的话本小说所以属于小传统，白话通俗的形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小传统文化观念。这种观念的核心自然也是大传统的儒家伦理，但其边界却延伸的很远，容纳着大量新鲜活泼的民间世俗的东西，与官方通过法令和教育推行的正统儒家观念毕竟有一定距离［22］。
我们还可以看到，话本小说虽然是为市民提供娱乐的一种文艺表演，但是，其中也蕴含着朴素的、为市井百姓所能接受的一些朴素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要有“劝惩”人心的功用，比如故事结局是这样安排的：
崔宁到家中，没情没绪，走进房中，只见浑家坐在床上。崔宁道：“告姐姐，饶我性命。”秀秀道：“我因为你，吃郡王打死了，埋在后花园里。却恨郭排军多口，今日已报了冤仇，郡王已将他打了五十背花棒。如今都知道我是鬼，容身不得了。”道罢起身，双手揪住崔宁，叫得一声，匹然倒地。邻舍都来看时，只见：两部脉尽总皆沉，一命已归黄壤下。崔宁也被扯去，和父母四个，一块儿做鬼去了。
秀秀的做法无疑是粗鄙的，故事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但我们也可以推测：这种粗鄙无疑来自于市民社会的意识，而且也是给底层民众以告诫，不过是以因果报应的方式告诉人们：无端盗取人家的钱财是会被报应的。因为秀秀和崔待诏盗取郡王财物是不义的，所以就要被惩罚，最后化为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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