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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两代桎梏了妇女，可在宋朝从来就没有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首先，两宋党争不绝如缕，激烈的党争，就很难在社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主导思想。
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来说，在宁宗朝，因与权相韩侂胄的对头赵汝愚友善﹐朱熹也陷入了所谓的“庆元党案”，朝廷订立伪学逆党籍，待制以上十三人，其中就有朱熹，他甚至被人批评为“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盖指熹也。”（《宋史》卷三九四）等而下之，流言蜚语，最后竟然将一些不伦之恋的故事栽赃到朱熹头上。
南宋的理学就在这样的语境下延续着，在士人阶层中，它迅速弥漫并形成风尚，在政治主流的打压下，始终处于边缘，在民间知识界，它已经拥有舆论权力，已经构建了相当的公共空间，而在政府权力中枢，在实用的政治运作中，它始终没有发言权［8］。
贞洁观念虽经程朱奖励而加重，当时社会，影响尚小。社会风俗，总是旧势力的原子战胜，所以实际上宋代的离婚再嫁，尚觉容易。程子家有再嫁的妇人，何况其他［9］。
其实，即使是程颐，虽然提出了“饿死是小，失节事大”的意见，他也没有否认妇女的再嫁权利：
“伯母刘氏寡居，公奉养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从女兄以归。教养其子，均于子侄。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惧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归嫁之” ［10］。
之后，二程的继承者朱熹为其辩解说：“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11］。
所以，程朱理学并没有影响到社会风气的转变，整个南宋社会，呈现出来的就是纵情声色的狂欢，从朝廷到市井，弥漫着纵欲的思潮。即使是统治者，也参与到这种大狂欢中，比如史载宋仁宗在上元节观看妇女裸体相扑一事：
宋嘉佑间正月十八日上元节，上御宣德门，招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裸体相扑者，亦被赏赍。上有天子，下有万民，后妃侍傍，臣僚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何以隆礼法示四方乎［12］？
这样公众场合的艳情表演，往往会使人想到酒池肉林的商纣王，与传统儒家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驰，更不要说大谈纲常淫贞之论的理学了。针对这次观看，司马光上书劝谏宋仁宗说：
“臣窃闻今月十八日，圣驾御宣德门，召诸色艺人，各进技艺，赐与银绢，内有妇人相扑者，亦被赏赍。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13］ 。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唐宋两代之纵情声色更是隔代相传，包括韩愈这样甚有清誉的士大夫也用药石以助性欲：
今贵公子，多畜姬媵，倚重于区区之药石，伐真气而助强阳，非徒无益，反以速祸。虽明理君子如韩退之，有所不免，情欲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以粉白黛绿丧身殒命，何可胜数！前覆后继，曾不知悟，射工狐狸，工于迷人，正自不能不尔。呜呼！安得广成子之术告之哉［14］！
《金瓶梅》一书，是以南宋社会生活背景来叙写明朝故事，有研究者称该部小说是“中国16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但应该看到，兰陵笑笑生之所以以宋代为背景演绎故事，而非其他朝代，这就说明：在明朝文人的视野中，就社会的淫靡风气来看，两个朝代颇有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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