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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故事叙述来看，秀秀本来就是自由人，最后献给郡王，是因为家贫没有嫁妆的缘故，再从邻居的角度观看：
邻舍道：“莫说！他有个花枝也似女儿，献在一个奢遮去处。这个女儿不受福德，却跟一个碾玉的待诏逃走了。”
也就是说，秀秀被献给郡王府，是一种没有胁迫的主动行为；从邻居的视角来看，秀秀到郡王府做养娘，也是一件很“划算”的事情，这实是商业社会的一种世俗观念：无论是裱褙匠还是郡王，秀秀都是他们建立在自愿基础之上的一种“交易”，我们从中看不出任何强迫的成分，武断地将主题定为“反封建求自由”，就有点让人莫名其妙了。其实，这恰恰反应了商业社会独有的“好货好利”社会思潮。
尤可注意的是，秀秀不能嫁出去，是因为不能置办昂贵的嫁妆，这与宋代社会的“厚嫁”风气极有关系。
中产之家，凡事不可不早虑。有男而为营生，教之生业，皆早虑也。至于养女，亦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及不恤女子之羞见人也［4］。
婚姻中重视嫁妆，不过是好货好利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罢了。这就像学者汪玢玲所说的：
宋代市民经济繁荣，生活追求享受，婚姻重财产而轻门第，是普遍现象。如果说唐代受魏晋南北朝门第观念影响，而有“侯门深似海”，不可高攀的事实，到宋代则受市民风气熏陶，贵族结亲一般都重视财产而轻门第，门第让位于财利，轻虚名而务实际［5］。
不单单是贫寒人家为嫁妆苦恼，即使是贵为皇室嫁女，也同样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故事，宗女适人，皆内侍与有司主之。熙宁后，以昭穆益疏，乃给奁具。祖宗元孙女五百千，五世三百五十千，六世三百千，七世二百五十千，八世百五十千。绍兴七年冬，诏元孙减五之一，六世、八世减三之一，五世、七世减七之二。己适而再行者，各减半。然有司不时给，宗女贫不能行，多自称不愿出适者［6］。
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皇室贵族，嫁妆都成为嫁女的压力，这可以证明宋人的“好货好利”的普遍性；这恰好也证明，《崔待诏生死冤家》中裱褙匠因无钱嫁女从而将秀秀“献给”郡王做养娘的故事，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
秀秀养娘和崔待诏的私奔，经常被论者视为一种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可探究文本，事实未必如此：
当日有这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
作为被善待的奴仆秀秀，乘着郡王府的一场大火，就席卷了主人家的钱财，在情理道德上是说不过的，这也违反了当时的刑律。有宋两代，对盗窃均以苛刻之法处理，如宋神宗时候，朝廷就颁布刑律如下：
熙宁四年，立盗贼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凡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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