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妙峰山已有了近400年的碧霞元君信仰存在的前提下,在北京乃至华北一带民众都已熟悉了的妙峰山民间文化格局中,天津要想把他们权力和文化的代表安插进妙峰山,就必须首先适应原有的格局,只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去“超越”和“凌驾”。
天津人把王三奶奶“装扮”成碧霞元君的忠实信徒,她忠实地实践着碧霞元君被人颂扬的美德,可以说是碧霞元君的影子和化身。1929年,顾颉刚、魏建功等人组织了第二次的妙峰山进香调查,调查团成员周振鹤在山上找到一本北京一居士团体所刊印的《灵感慈善引乐圣母历史真经》,它对王三奶奶的介绍是这样的:“王三奶奶,京东人氏,幼失怙恃……稍后有积蓄,即出以济助病贫。每逢朔望,入庙焚香,必早至洗扫庙堂。……且以针灸治病,靡不效者。至是合村遐迩,视之若神仙,称之曰王奶奶。从此日夜无余暇,往来各处;乡人乃买驴以赠,用代步也。七十八岁,春三月,梦玉帝谕封为慈善老母命,乃坐化。”12其他王三奶奶的传说,也都强调其为人治病,乐善好施,虔信碧霞元君而成神的经历。
在原型上王三奶奶其实就是碧霞元君,只是她更具体为天津人,有着被人传颂的“真实的事迹”,不再像碧霞元君那样让人感觉有着神人之间的界线,她是生活在大家之中的普通一员。由于有了这样的品质,由于碧霞元君圣徒的身份,所以她可以毫无阻碍地被“送”上妙峰山,“住”在了碧霞元君的身边。
这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段,它可以巧妙地分走至而夺取碧霞元君的香火。中国人宗教信仰上一向有“因神设教”的特点,一个生活在自己中间,给人亲切实在之感的神灵,会比一个高高在上,虚幻飘渺的神灵更受普通百姓的欢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神灵已不再是“北京的碧霞元君”,它是“天津人的王三奶奶”。由于王三奶奶在妙峰山上的存在,还给了天津人更多的前往妙峰山的理由和机会,这都为最终形成天津人在妙峰山上的特殊地位创造了条件。
1925年,王三奶奶还“完全是一个老妈子的形状”,其在妙峰山上的住处是“娘娘正殿的右首有小间一”,但只有短短的4年时间,1929年的她已是“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批(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的“慈善引乐圣母广济菩萨”了;不仅如此,还在这个名称前面加上了标明她正统地位和身份的“敕封”二字。最能说明她地位迅速提升的是:在妙峰山的山颠竖立的旗杆上已公然地把王三奶奶与碧霞元君相提并论14。天津人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份上都成为妙峰山的一个新主人,这足以看得出天津人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的不加掩饰的炫耀意识和权力欲望。
王三奶奶凭着天津人的经济实力,已在妙峰山站稳了脚跟,开始与碧霞元君分庭抗礼,天津人意欲以王三奶奶取代碧霞元君的企图已昭然若揭。这是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文化较量,显示的是新贵的天津人急迫而强烈的权力要求,和古老穷困的北京城民众无可奈何,步步退让,无力抵抗的事实。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但革命果实旋即落入北洋军阀手里,中国陷入了极端混乱的军阀争战局面。在南方的广州,孙中山等人领导的“二次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成为中国一个引人关注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北京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首都,但诸路军阀各怀鬼胎,互为争战,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名存实亡。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党政权,军阀混战局面基本消失。北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废都。
我们对王三奶奶这个形象进行分析,没有找出什么新文明的因子,她全然是碧霞元君的再世,碧霞元君的化身。
当初天津人为了把王三奶奶送上妙峰山,就必须使她符合北京民众的观念要求,这是王三奶奶取代碧霞元君地位的第一步。但后来由于历史的急剧变化,北京已不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天津对北京的挑战和较量已没了任何的意义,对王三奶奶形象的塑造工作也就此停止了。至于假设,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实际地位不变,王三奶奶在妙峰山站稳脚跟以后,天津人会把什么样的政治理念赋予她,那是谁也不敢妄为猜测的。
(本文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02期,注释、图表等等参见纸质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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