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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奈德（David Schneider）是个让人佩服的人。人类学界很少有人敢于或者愿意在20年后全面否定自己的博士论文，施奈德不但做到了，而且通过对自己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亲属制度研究的根基。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施奈德的批判有些过激，但在整个美国，仍旧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愿意涉足亲属制度研究，而且这些人几乎都是施奈德本人的学生。在《亲属制度研究批评》中，施奈德认为，亲属制度研究完全是一个虚假的领域，它是人类学家用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尤其是西方的文化背景）建构起来的一套概念和方法，对被研究对象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继嗣和婚姻制度）的概括和描述，因此任何希图抽象出一般理论的亲属制度研究最终都必然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阴影（Schneider，1984：181）。施奈德进一步指出，将被研究对象切分成政治、经济、宗教和亲属制度四个部分的方法也不过是西方社会如此分化的一个镜像罢了，完全没有根据认为这种作法符合非西方社会的实际情况（同上：184－185）
Yap人的案例对亲属制度研究的挑战
施奈德的批判是从反思自己在Yap人中所做的田野工作入手的。作者通过对Yap人的几个关键的亲属关系的解构说明当地的亲属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进而证明西方的亲属关系概念完全不能用来描述当地人之间的关系。
Tabinau是Yap人的亲属关系术语之一，施奈德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曾用来指一个男性世系群，或者一个从夫居的扩展家庭。这两层含义用在已婚女性的归属上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Yap人将嫁出去的和娶进来的都算在tabinau以内。Tabinau 的权力和义务包括：占有土地；执行与土地相关的一切事物；继承土地；分配权力；tabinau之间的经济往来；生产、消费和交换；承担仪式和宗教联系；并在村落的范围内作为基本政治单位。作者认为，Yap 人实际上更应该被看作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亲属关系只是作为表达其他制度的媒介或基础。施奈德说，在Yap人那里，土地占有明显就是这样一个系统，而且发挥的功能也要超过亲属制度，但该社会还是围绕tabinau组织起来的，那么，亲属关系是否天生就是一个优先的系统？施奈德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根源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翻译tabinau、citamangen（与英语中的father类似）、fak（与英语中的son类似）等术语（施奈德1984，第65页）。言下之意，如果这些词可以被翻译成亲属关系术语，那么，亲属关系就获得天生的优先级。
施奈德从descent入手，来分析tabinau到底是不是包含亲属关系。在英语中，Descent的含义有两层，第一、后嗣通过出生或收养关系，成为一个社会单位的补充成员；第二、所有成员作为一个共同祖先的后人。将decent的概念应用于Yap的时候，施奈德发现，第一条造成tabinau中的已婚妇女归属问题无法解决，无法兼及本地人观念和我们的定义。第二条则因citamangen－fak关系的doing 而非being的本质，在tabinau中无法成立——在Yapese人当中，citamangen是土地的所有者，fak必须在这块土地上劳动，才有资格保持和citamangen之间的依赖、听从和尊敬的关系，并在citamangen年老之后继承土地，一旦fak的行为触怒了citamangen，这种关系就彻底终止了，citamangen可以重新选择谁来填补fak的角色（施奈德1984，第72页）。施奈德曾经定义的tabinau的第二条是从夫居的扩展家庭，但由于citamangen－fak之间的亲属关系被否定了，而且共同居住的观念在Yap人中间是不能接受的（施奈德1984，第78页），因此tabinau也就不可能包含一个扩展家庭。根据上文分析，tabinau完全不能等同于一个世系（descent）。但施奈德根据马林诺斯基对特洛布里恩德人的研究指出，如果将citamangen看作是母亲的丈夫的话，在3到4代之内仍旧能够看出一个descent 的核心来。可惜Yap人并不这么看，所以在对当地社会进行分析的时候，这没什么用处（同上：74）。
在否定了tabinau的亲属关系性质之后，作者进一步考察了genung，这个名词是指外婚制的分散的母系氏族，施奈德讨论的主要是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构成的单位。由于当地的genung是分散居住的，彼此的联系很松散，所以真正有意义的是母子之间和同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该关系首先是家庭的，但也承担一些意义不大的政治－法律功能。同一个genung的人由于被认为是同一位女性祖先的后代，因而都是wolagen；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也是wolagen；后一种情况中，亲属关系是不存在的。因此施奈德认为，在Yap人中，如果亲属关系存在，就只存在于母亲和她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之间。但一旦母亲与丈夫离婚，她就不再是其孩子的citiningen，而是父亲的新妻子取而代之。这样，genung的亲属关系就被否定了（施奈德1984，第87－90页）。
在施奈德对Yap人研究的批评中存在一个关键的问题：即他一直强调citamangen－fak关系doing而非being的性质，但却没有考虑原初的citamangen－fak关系中的fak的优先权的问题。为了强调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施奈德介绍了thagith（祖先神灵）在孩子出生和确定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和父子之间关系的doing性质也是相矛盾的。在Yapese人中，thagith和孩子母亲的劳动共同确定了孩子在citamangen－fak关系中的优先权。彼得•沃利斯（Worsley）在对福忒斯（Fortes）的泰伦西社会研究的批评中也曾出现过同样的问题，而福忒斯则非常精彩地回答说：“泰伦西社会的农民并不是因为他们进入生产的关系才成为父子，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是父子，他们才进入生产”（萨林斯，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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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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