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去桑布喇嘛那里时，有一位中年妇女请他念驱邪经，作为酬劳，她给喇嘛带来了菓子等食品，还帮喇嘛做了一顿中饭。她走时，喇嘛吩咐说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邪再不会招惹她了。喇嘛的存在就这样发挥着作用，在俗民难以言说的心理深处。第三次去时，碰见一位中年男子，他从北京请来一尊财神爷护身像，要让桑布喇嘛念经开光。因为他打算在北京与人合伙办一处旅游点，所以需要财神爷保佑他生意兴隆。财神爷护身像当然是从小摊上卖的，是通过一次世俗的交易换来的商品，但一旦让喇嘛念经开光，就成了保护神，也会显灵了。作为酬劳，他给喇嘛带来了一副玛瑙念珠。财神爷是道教神，喇嘛是喇嘛教三宝之一，按理道教神不应由喇嘛去开光，但这里桑布喇嘛却做了，而且念的是喇嘛教经。求者也对此信而不疑。民间信仰就这样存在着，有时人们的需要就可决定它的形态。

可以说，桑布喇嘛是一位大忙人，他不仅操持着公主陵祭祀事宜，满足着全村人平日还愿、求卦、求医、驱邪等需要，同时还在红白事上扮演着特定角色。但他的角色中最重要的还是公主陵祭祀喇嘛一角，如果公主陵没有重建，桑布也只不过是一位普通喇嘛，或许早已去了大板的东庙或雍和宫或五台山，而不会成为珠腊沁民俗生活中的专业性民俗角色。也许，公主陵祭祀喇嘛的一角赋予他一种民间信仰活动中的话语权利，致使人们相信其灵验。在红事上，桑布喇嘛的主要工作是选择吉日，而在白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就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了。首先，他为临死之人打铃念经，然后超度亡灵、守灵、送灵，丧后第三天或第七天念经，等等。郭雨桥说：“喇嘛是丧礼的总导演，死者灵魂的安顿者。他的活动不仅贯穿了葬礼的全过程，而且更有超前性和延后性。人没死他就来了，人死三年后他才离开”，　桑布喇嘛在珠腊沁的丧葬习俗中的民俗角色就是如此。他在白事上念的经文主要有《圣普贤菩萨行愿品》、《圣慈氏行愿品》、《初中后善原》、《入菩萨行原迥向品》、《往生极乐净土原》等喇嘛教日颂。在这种仪式上，喇嘛的收入往往也不少。

桑布喇嘛还是一位传统文化的储存者，笔者对当地敖包的调查内容大部分来自于桑布喇嘛。现在全村四个营子的敖包祭祀、神树祭祀上凡由喇嘛完成的工作都由桑布喇嘛包干承担。除了本村的敖包，他还被邀请到其它地区的敖包祭祀上念经，其中包括全旗最大的敖包——赛罕山敖包。当然，他每月还到旗府大板镇荟福寺参加经会，但这不能完全算做是民俗行为，因为这是官方——民族宗教局组织下的宗教活动任务。由于受过的专业训练有限，所以他对教义不见得懂得深，但这似乎并不防碍俗民们给予他信任和期望，因此他毅然在珠腊沁的民俗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桑布喇嘛在公主陵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内容已经在“内祭祀”的部分中讲述得比较清楚。这里说的都是他在内祭祀以外担当的角色，从这里可以了解到桑布喇嘛的角色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包括祭司、占卜师、医师、超度亡灵的诵经师……等等。本来，1964年以前由珠腊沁庙派出的祭祀喇嘛在整个珠腊沁村民俗活动中担当的角色任务并非如此“繁重”，因为当时有很多专门的喇嘛医师、喇嘛相师等，另外更有达喇嘛、领经师等高层喇嘛教人员，所以俗民们在信仰民俗活动中需要喇嘛教专职人员参与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而今天情况就不同了，整个村子只有一位喇嘛，因此以往的角色任务都被集中到了这一位喇嘛的身上。仅以占卜一项来讲，1949年以前，珠腊沁庙曾有一位名叫乌力吉的喇嘛，经常用铜币或念珠为人占卜，但他不是祭祀喇嘛。而今天，乌力吉喇嘛当时的角色被移植到了桑布喇嘛身上。除此之外，一般家庭中婚嫁、丧葬、禳病、驱灾等事，都请桑布喇嘛诵经。这是由于俗民从多种信仰民俗需要和期望出发，要求他充分发挥其民俗特长，并身兼数职，从祭祀到婚丧礼，再到医病、占卜，变得无所不能。所谓“物以稀为贵”，而对民俗角色来讲，也许更应该说，角色“以稀为集”和“以稀为能”。

桑布喇嘛是珠腊沁庙的最后一位喇嘛。他从小被置于喇嘛教习俗的包围之中，因而接受了在今天看来较为独特的习俗化实践。这种习俗化的有效性实践，除了直接培养他对习俗规范的遵守意识之外，还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民俗知识，掌握了运用习俗的能力，具备了民俗素质的功能。另外，由于多次亲历多种民俗实践，所以最终被养成一位负载多种专业民俗技能的多功能民俗角色，并随着信仰民俗地位在整个村落民俗体系中的提升，正日益活跃于本村多层次俗民群体的信仰民俗生活当中，发挥着自己平凡而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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